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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重于荣耀 回眸中国22年的"申遗"之路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9-07-17  作者:陶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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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遗产作为中国特色的物质和精神遗产,是进行国民素质教育和推动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经济文化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已成为一种宝贵的发展资源与软实力。   经日前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召开的第三十三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批准,中国山西五台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经过22年的申遗,我国已有38处世界遗产(文化遗产27处,自然遗产7处,文化和自然双遗产4处)。走过一条艰辛而辉煌的道路,中国的世界遗产已稳居世界第三位,在世界遗产的保护、监测、管理、利用等方面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

  与改革开放同步

  中国的世界遗产事业与国家的改革开放同步。1985年春天,侯仁之等4位全国政协委员在提案中提出,我国应“加入世界遗产公约”。同年11月,我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推动了中国的世界遗产走向世界。

  1987年,我国政府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世界遗产的申报项目。同年12月11日,在第十一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我国的明清故宫、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泰山、长城、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和敦煌莫高窟首次进入《世界遗产名录》,迈出了我国世界遗产事业与世界接轨,对外开放的新步伐。然而,在当时,大多数中国人还不清楚这究竟有何重要意义?

  当天,只有《人民日报》在头版右上方刊登了国务院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通知》,提出文物工作的任务和方针是“加强保护,改善管理,搞好改革,充分发挥文物的作用,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贡献”。这天及其后数月,国内各大媒体对中国首次申遗成功都未进行报道。直到10年之后的1998年5月25日,才报道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这6项遗产的“世界遗产证书”、“中国世界遗产标牌”的颁发仪式。两年后,首次中国世界遗产地工作会议在苏州召开,标志着中国世界遗产事业的全面展开。其后,随着世界遗产的金苹果频频落入中国,世界遗产在中国日益深入人心。如今,对于国人,世界遗产不再是陌生的词语,它已经走进大众的生活,甚至深刻影响着一个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申遗意义何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33年前成立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确定将世界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充分尊重遗产所在国主权的前提下,承认这些遗产是世界遗产的一部分,并通过国际社会的多方面的合作使之作为全人类的共同遗产加以保护。世界遗产不仅仅是一种理念的传播与接受,更是一种观念的更新与提升。世界遗产为文化遗产和自然环境的保护,确定了一个全世界文明国家共同遵守的标准,使我们从世界的角度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使遗产保护有了生动而具体的标准和前所未有的激励与促进。

  当年参与“加入世界遗产公约”提案的谢辰生老人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种文化相互碰撞,西方文化以其自身的强势地位,强调文化的一体化,试图通过西化其他各具特色的文化,而形成一种单一的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坚守自己的文化遗产就显得尤为重要。一个失去传统文化根基的民族,是一个肤浅的民族。文化遗产作为中国特色的物质和精神遗产,是进行国民素质教育和推动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经济文化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已经成为一种越来越宝贵的发展资源与软实力。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保持文化的多样性。

  中国世界遗产数量和质量均名列世界前茅。它们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财富,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珍惜并保护中国的世界遗产,不仅对于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培育我们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品格,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我们对整个国际社会、对全世界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和神圣义务,在维护和保持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多样性,丰富人类文化生活、滋润精神家园,促进世界和平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004年6月,胡锦涛主席在写给第二十八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的致词中说:“保护世界遗产,是造福人类的千秋功业”,并向国际社会郑重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保证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充分保护和适度利用”。
 


  保护重于利用

  世界遗产是旅游业的一块金字招牌。对于世界遗产地来说,申遗带来的最直接、最明显的变化,莫过于经济利益。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云南丽江,仅2000年就接待游客258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13.44亿元。到2006年,这里的游客达到460万。其后,每年以3万至5万人次的速度递增。在一些人眼里,申遗成为快速提高地方知名度、创立文化品牌、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一个法宝。这种肤浅的认识,导致功利主义倾向,过多关注和利用遗产的实用价值,而忽视了对其精神内核、历史真实性和整体风貌的把握,曾经给我国的世界遗产事业敲响警钟。武陵源景区大建旅游设施,泰山修建多条索道,曲阜水洗“三孔”,大足石刻被盗,武当山遇真宫被焚,……都曾受到联合国专家的质询。

  世界遗产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人类罕见的且目前无法代替的财产,其价值必须具有真实性和唯一性。我国的世界遗产保护和利用,必须和世界接轨。应当从科学发展观的高度,理解和认识文化遗产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世界遗产给我们的,应当是精神与物质、经济与文化的传承与影响。我们在感受世界遗产魅力的同时,还应该感到一种沉甸甸的责任,那就是要钩沉历史文化,继承文化遗产,在守护遗产的同时,创造新的辉煌。

  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经历了从“文物”到“文化遗产”的历史性转型,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文化遗产的内涵逐渐深化,注重其历史传承性和公众参与性;文化遗产的保护领域不断扩大,并由此引发了其要素、类型、空间、时间、性质、形态等各方面的深刻变革。文化遗产保护已列入整个国家的视野。近年来,我国在切实执行《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增强保护意识,改革保护体制,制订相关法规,建立监测体系,完善管理制度上又作出新的努力,世界遗产保护工作有了很大进步。2006年年初,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决定从这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其后,4个月的时间内,国务院、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又相继颁发了《长城保护条例》、《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巡视管理办法》和《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专家咨询管理办法》等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文化遗产日”活动的广泛开展,世界遗产保护法规、规章的确立,使文化遗产保护从专业名词上升为社会性的话题,世界遗产保护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入人心。

  然而,彻底改变一些地方对于世界遗产“重申报、轻管理,重开发、轻保护”的倾向还需时日。一个地区拥有世界遗产,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责任,保护遗产的责任重于荣耀。作为当地政府,要从体制和力量上加强世界遗产单位的管理,加大对世界遗产保护的投入,教育民众、协调各方珍惜和爱护世界遗产,加大执法力度,保护世界遗产的安全。

  对申遗热的思考

  一登龙门,身价百倍。世界遗产是张通行国际的世界名片,作为无形资产,潜在价值难以估算。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各地出现了一股申遗热,提交到国家文物局的文化遗产项目达到129个,还不包括大运河、丝绸之路等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跨省项目。然而申报工作却遭遇限额“瓶颈”,世界遗产委员会于2001年底作出决定:全世界每年入选项目总数为30个,每个国家每年最多只能有一处入选。尽管在2004年的第二十八届苏州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调整为一国一年可以申报两项世界遗产(但至少一项是自然遗产),提名总数也增至45个(最终通过的不足40%),但进入世界遗产的通道仍然狭窄而拥挤。这使得中国“申遗”高歌猛进的态势戛然而止,后备大军不得不在独木桥前耐心等待。

  按照《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规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预备名单》是申报世界遗产的先决条件。中国于1996年递交了首批名单,为履行“至少每10年修订一次名单”的公约义务,2006年启动了重设工作。2006年年底《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紧急“瘦身”,经过整合和删除,留下35个遗产项目。

  中国疆域辽阔,河山锦绣,文化、自然遗产极为丰富,可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远不止目前的38处。由于现行申报规则的限制,今后虽会逐年增加,毕竟数量有限。我们需要将申遗的热情倾注到保护文化、自然遗产上来,确保它们得到“充分保护和适度利用”。让中华民族的历史瑰宝,作为世界遗产真实、完整地留给子孙后代。同时,深入挖掘其中厚重的人文精神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充分发挥其教化作用,为提高民族素质和构建和谐社会服务。我们还需要适应世界遗产事业发展新的形势和要求,充分吸纳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先进理念,深入研究和阐释世界遗产的重要价值,拓展新的遗产类型和遗产领域,不断提高世界遗产申报、管理的工作水平。同时,积极探索、总结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利用工作的规律、标准、措施和办法,为丰富和推进全球的世界遗产事业做出贡献。

  可以相信,在中国政府与全社会的热切关注和精心呵护下,我国的世界遗产必将放射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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