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27日，由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土风计划”项目组主办的“土风计划”推介会在北京解放军歌剧院召开。“土风计划”的创始人及推动者——著名词作家陈哲展现了多年来实施宝贵的民族文化“活化传承”的成果和未来心愿，并将一个生活在云南边陲的民族——普米族带到了人们面前。今年1月21日，在北京解放军歌剧院，“土风计划”所率领的普米族文化传习小组将献上两场来自原生态的天籁之音、散发森林气息的舞蹈和乡土习俗的民风展演。

　　通过传习小组的这些成员，我们认识了普米族，并开始关注普米族的文化。而对于作为传承人的他们的生活状态，他们的未来，我们是否关注？1月7日，距离演出还有半个月的时间，记者来到北京市郊琉璃河镇，在某住宅小区见到了传习小组的17个普米族青年。这个小区里有两套房子是“土风计划”给他们租用的，他们吃住在这里，排练也在这里。到北京几个月了，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受着离乡背井的酸甜苦辣，悲喜欢愁。

　　普米族传习小组租住在京郊琉璃河镇的某小区里。发黑的墙壁上贴着几张写了字的白纸，字有些歪扭，备注一栏还写着：“姐妹们，进入了‘土风计划’就做个传承文化的人”。

 

　　关键词

　　陈哲

　　陈哲是著名词作家。曾创作《让世界充满爱》、《血染的风采》、《黄土高坡》、《一个真实的故事》等作品。数年来，他带领着工作组穿梭在西南群山，用纸、笔、录音机、镜头收集、整理民间文化，并组织村寨文化传承小组，发起和推动了“土风计划”。

　　“土风计划”

　　“土风计划”是一个以民族民间音乐，尤其是少数民族音乐传承工作为主的课题。目前正在进行的项目是“兰坪民间文化村寨传承培育项目”，主要做的是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普米族音乐的活化传承工作。

　　传习小组

　　2004年，“土风计划”云南村寨文化传承项目组在云南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选择了4个村作为试点开始实施，各村都成立了村寨民间文化传习小组。小组成员多是村寨里20多岁的年轻人，劳作之余，由村寨里最熟悉民族风俗和民间艺术的老一辈人授课，教授语言、习俗、服饰、祭祀、歌唱和舞蹈。小组定期在村寨组织活动，将学到的民风民俗和民间艺术再传授给其他村民。 2004年4月，陈哲项目组领导的“普米族传统文化传习小组”被纳入文化部第二批29个民族民间文化保护试点名单，是这批名单中唯一由民间组织发起的保护项目。

 

　　访问人：本报记者 王婧姝

　　被访人：传习小组成员，来自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的3个普米族姑娘和1个普米族小伙——李冬梅（荣巴·楚日珠珠），杨珍美（阿寡·涩驰妞），和正琴（日嘎·吾昔咪），李正繁（荣巴·牙日族）。

 

　　抉择总在一念之间

　　这是两套真正的“清水房”——没有任何装修或装饰，只是简简单单放了两张桌子（一张用来学习，一张用来吃饭），几个上下铺。厨房里正在洗粉条和土豆的姑娘招呼我进去。水泥的地面有些湿滑，或许是厨房的蒸汽冒出来造成的，又或者他们刚刚擦过地。发黑的墙壁上贴着几张写了字的白纸，字有些歪扭，内容是起床、出操、唱歌、学和弦、上文化课等等的时间，备注一栏还写着：“姐妹们，进入了‘土风计划’就做个传承文化的人”。这备注，应该是写给每个选择了传习小组的人的。

　　

　　记者：你们来北京多长时间了？

　　李冬梅：时间长短不一样，有一批4个多月，有一批一两个月。

　　记者：是长期在这里吗？

　　李冬梅：也不是，只是最近事情比较多，参加的活动也比较多，就长住了一段时间。但是还得轮流回去组织村里的传习工作。因为现在村里建了活动站，晚上要进行祭祀、歌舞等活动。每天请不同的老人表演歌舞和乐器。如果有人不想学了，我们还得去他家里做做思想工作。

　　记者：你们之中谁是第一批加入传习小组的？

　　李冬梅：是我。

　　记者：那陈哲老师是怎么发现你的？

　　李冬梅：2002年9月，陈哲老师来云南采风。兰坪县政府请他到了我们村。我们村的歌舞比较“发达”，一般外面有客人来就叫村里的年轻人给他们唱歌跳舞。我从来没去过，但是那次我跟着比我大的人一起跑去了。我们到了一个类似风景度假村的地方，唱歌跳舞迎接陈哲老师，于是认识了他。过了十多天，陈哲老师再次到我们村，说要做一个计划来传习我们的文化，问我们愿不愿意唱自己的歌，跳自己的舞。

　　记者：那你愿意吗？

　　李冬梅：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愿不愿意，但是我答应了。当时有4个人，他们都不愿意，觉得不是什么好事。

　　记者：那你为什么答应？

　　李冬梅：我小时候不太喜欢唱歌跳舞，看见别人跳舞就会远远地跑开，乐器倒有点喜欢。我当时的想法就是特别想看看外面的世界。过了一段时间，有人送来了厚厚的文件，我也看不太懂，大致意思就是我们县政府也同意了我们参加这个文化传习小组。于是我们开始跟前辈们学我们普米族的歌，学四弦和口弦。

　　记者：当时家里人同意吗？

　　李冬梅：1个多月后，陈哲老师把我们接到大理去表演。可是再回到村里时，村里的人开始对我们表示不满。县里说陈哲老师是名人，但是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名人，说他作过《同一首歌》，但是我们不但不会唱，听都没听过。我的亲戚反对我参加，因为家里的活没人干。他们质问我，如果唱歌跳舞也能赚钱，那我们大部分村民都会唱，怎么没赚到钱呢？不去小组我们不还是照样唱歌吗？3个月之后，我们的小组顶不住压力，散了。一直到又一次组织小组，人才开始越来越多。可能是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吧，现在已经十几二十个人了。而我，也觉得自己的责任重了。

　　记者：你认为自己承担了什么责任？

　　李冬梅：到外面后知道了我们普米族的文化正在失传，我们有责任去保护。

　　记者：是陈哲老师告诉你的吗？

　　李冬梅：没人告诉我，我在外面参加活动时感觉到的。有时遇到来看我们演出的人问，“你们真的是少数民族吗？”有的问都不问，看我们穿着少数民族的衣服就说我们是彝族的，或者是藏族的。

　　杨珍美：还有人说我们是外国的，问我们来自哪个国家。

　　北京，原来如此

　　交谈时，李冬梅最健谈，不但有问必答，而且经常滔滔不绝；杨珍美说话时会不自觉地把手指头掰出声响来，她喜欢讲生活上每一件琐碎的小事给她带来的那些别样感受；和正琴的汉语不那么流利，说起话来脸有些红，但是说到练歌练舞，她就会高举手臂，仿佛跃跃欲试；李正繁走到哪儿都爱带着琴，是个爱笑的小伙子，年轻的脸庞上总是露出雪白的牙齿。

　　

　　记者：在北京的生活，你们觉得好吗？

　　李冬梅：还算好吧，只是有些闷。我们女生宿舍住了十多个人，还在里面做饭，空气很差。另外，在房子里还不能大声说话。

　　杨珍美：以前我们在家乡，在山里，早上一起来就可以大声唱歌。可现在只要一唱歌，邻居就有意见。

　　李冬梅：刚开始，我们就觉得，北京人怎么这样呀！连唱歌都有意见。老师们说我们，我们还怪老师不理解我们呢。可是去年和今年以来，我们明白了城市有城市的生活方式，在这里就要遵守这里的规则。城市的空间本来就小，更不能互相打扰。昨天中医学院的学生给我们捐赠了消毒药水，我们把房子彻底打扫一遍，把药水喷了。然后到后面远一点的小村子找了个有树的地方，在那里使劲地、大声地唱歌。

　　记者：你们因为大声唱歌的问题被投诉过吗？

　　李正繁：投诉过，是女生。

　　李冬梅：那是因为我们平时爱开玩笑，每次一开玩笑大家就笑作一团，声音有些大。那次保安来找我们，说有人投诉。问我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要是再这样大叫就把我们送到派出所什么的。

　　记者：那你们的反应呢？

　　李冬梅：当时很生气啊！后来陈哲老师说他也有责任，因为现在没有条件给我们找个场地作为固定的训练场所。

　　记者：如果你们有一个音乐教室或者一间琴房，就可以大声地唱歌和练舞了。

　　李冬梅：陈哲老师也是这么说。可是现在没那个条件。我们知道老师们也在想办法，想到这，我们的心也酸酸的。

　　记者：跟北京人交往觉得怎么样？

　　李冬梅：很奇怪。我们不穿民族服装，他们对我们不怎么热情，一穿上民族服装，就特别热情。

　　和正琴：在我们家乡，不认识的人也会打招呼、聊天，吃东西时也会分给周围的人。北京人就不会，你是你我是我，不认识的人一般不会说话。

　　杨珍美：有一次我坐公交车，手上拿了很多东西，特别希望有人帮我拿上车。可是不但没人帮我，当我不小心碰到一个人，她还使劲地擦了擦她的衣服，好像觉得我特别脏。我当时很伤心，在我的家乡是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的！

　　记者：你们所了解的城市人是怎样的？

　　李正繁：城市人都特别忙。

　　杨珍美：城市人的生活特别紧张。在我们家乡，活干不完就第二天干，晚上跳跳舞。而北京人从早到晚都在坐车，特别匆忙，在车上还得看报纸。

　　记者：你们到北京后有人找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吗？你们互相之间有没有人在谈恋爱？

　　李冬梅：没有。我们平时不出去，接触的人非常少。我们之间很多都是亲戚，是一个家族的。比如李正繁的辈分大，我要叫他“叔叔”。

　　李正繁：现在在家乡找对象也不太可能，因为我们总得往北京跑，这么远的路，不合适。

　　记者：出去演出时，知道你们，知道“土风计划”的人多吗？

　　李冬梅：我感觉是今年比去年多，去年比前年多，一年比一年多。

　　我的村寨，该怎么办

　　作息表上，每天晚上10点是写日志的时间。记者问他们每天业余时间会做什么， 他们说写日志。李冬梅好像犹豫了一下，然后拿出一篇日志给记者看。内容如下：

　　“我们做的不是种土豆，种土豆年年可以收，自己知道怎么种。可做民族文化，我比较模糊。这些年碰到很多得失和困惑，可觉得自己放不了手，应（因）为我承担了一个责任。这些年风风雨雨，也有成效。如果不做下去的话，我退出了小组，会很痛苦，应（因）为我没有完成任务。……面对一个民族，面对这么多事，还有自己的未来，自己不知道该往哪走。也许参加这个组，会改变我的人生，可我家里的问题怎么办呢？两个妹妹一天天大了， 她们的人生怎么办？……父母希望我找对象，我心里痛苦得不知道怎么面对。如果我放弃小组，去找对象，那么我这些年是干什么来的？不找对象继续走下去，那么未来会是什么样呢？如果我在小组里什么都做不出来，那么，我的民族，我的村寨，怎么办？”

　　

　　记者：你们的收入情况怎么样？

　　和正琴：没有固定的收入。这次过新年的钱就来自前两天外交部搞的新年晚会，他们请我们去表演，我们把经费一人分了一点。其他的收入都是老师们帮我们想办法，靠社会各界的帮助。

　　记者：你们每天要花多少生活费？

　　杨珍美：吃饭、水电等等都算上，10几个人1天100多块钱。

　　记者：舞蹈是自己编的吗？

　　杨珍美：自己编。我们经常把村里织布干活什么的加在舞蹈里。

　　记者：那老师起什么作用？

　　李正繁：就是指导我们整齐一些。

　　记者：平时出去玩吗？

　　李冬梅：不走远。有时间就去买些日用品。

　　记者：买衣服吗？

　　李冬梅：衣服都是捐的。除了特别喜欢的才会买。洗头发和擦脸的东西特别费。因为北京风沙大，头发爱出油，气候干燥，不擦脸就会起皮。

　　记者：在家乡不会这样吧？

　　杨珍美：当然不会。家乡的空气特别好。这儿的空气脏，衣服、鞋子总得洗。

　　记者：你们在北京有朋友吗？

　　杨珍美：就是一些学生和记者。

　　记者：都是主动关注你们的人？

　　杨珍美：对。但是没有来往特别多的。

　　记者：你们之中有没有人坚持不下来？

　　李冬梅：有，而且还不少。最主要的是经济方面的原因，觉得赚不到钱就走了。他们有的去了歌舞团，有的去了民族旅游村。

　　杨珍美：他们离开后，再见面时，都很时尚的。头发都不留这么长了，都烫了卷。平时不再穿我们的民族服装了，都穿时髦的衣服。

　　记者：如果让你们去歌舞团，你们会去吗？

　　杨珍美：找过我的，我没去。

　　李冬梅：亲戚们说，你们去北京也没见你们上电视，看人家荣巴·辛那都上星光大道当明星了。你们这群小孩字也不认识，什么都不知道，还不如去打打工。有时候我个人压力比较大，虽然“土风计划”的思想指导着我们，但是我们的力量太小，也不知道我的未来是什么。如果就这样放手了，我会觉得不甘心。

　　记者：对于你们的未来，陈哲老师有没有告诉你们他的构想？

　　李冬梅：没有。他说“我不能告诉你们未来是什么样。我不能告诉你们那座山下面，那棵树底下有什么。在你们村子里面找到你们时，也没想过你们会来北京，可是你们来了。我想的就是让你们唱歌跳舞。我的目的就是把你们带出来，让你们有为自己的民族做事情的意识”。

　　通往理想的路有些许迷茫

　　离开他们的“家”，离开琉璃河镇之前，记者开始思索“理想”与“现实”的距离。“理想”有些虚无飘渺，属于未来，而“现实”却近在眼前，在每天的日出日落中。这些普米族青年，他们是传承人，在为民族和家乡的文化尽心尽力，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民族的未来，家乡的未来。而他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呢？记者问他们每个人所向往的生活是怎样的。这对于他们是个一直没有找到答案的问题，他们想到的，也只是迷茫。

　　

　　记者：你们的理想是什么？

　　李冬梅：就是把我们的村子建得又现代化又有民族特色，和谐、团结。

　　记者：这也是“土风计划”的理想和陈哲老师的理想吧？你们有没有想过喜欢过怎样的生活？

　　李冬梅：住在一个我们民族的木楞子房里，房子里面有冰箱、电视机、洗衣机这些现代化的设施。而我每天就组织村里的年轻人跳舞唱歌，希望外面也有人来看我们村的歌舞。

　　记者：现在村子里有没有人为你们感到骄傲？

　　李冬梅：有很多。比如老人或者没怎么出去过的人，他们都很羡慕我们能出来。我们组织的那些活动，使他们有了娱乐，因此都很高兴。我们要是很久不回去，他们还会很期待。

　　记者：你们有没有人想像荣巴·辛那那样成为明星？

　　李冬梅：以前我们很想，现在来到小组倒不想了，因为觉得对村寨的责任很大，没法不坚持。

　　李正繁：以前我也想当明星，或者成为一个艺术家。到小组后，老师们讲了很多民族文化失传的危害。比如我们村一直是用普米族自己的语言将死者的灵魂引到我们祖先居住的地方，如果我们的母语传不下去，人死后灵魂就回不到祖先那里了。那样的事情听起来就有点害怕，我不能让它发生。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学这些歌舞，有了本事有了能力，以后才能做很多有意义的事。

　　和正琴：先把想学的乐器全学好。我明白，如果自己不努力，别人也帮不了我。如果以后不在小组了，我就想当个小老板，开个自己的民族小店，做做小生意。

　　杨珍美：我很小的时候就不读书了，就喜欢唱唱跳跳的。来到小组，我发现我很快乐。我想以后除了唱原生态民歌以外，还可以自己编一些歌，把自己的故事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