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祖先世代传承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使其薪火相传,已成为各级政府和大众共同的文化理念。虽然保护和抢救民间文化的工作,建国以来多有成绩可陈,但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国家战略,由政府主导,却只有短短四五年的时间。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摆到重要位置,并从保护和传承“文脉”(温家宝总理语)、培养民族精神、培育核心价值观的高度,使那些珍贵的、濒危的、且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某种程度上和某种范围内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传承和发展,不能不说是转变职能和变革理念而开出的历史之花、时代之花。
开展普查和建立名录
由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部署和领导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是从2005年6月启动的,预计于2008年底基本完成。这次始于新世纪之初、历时三年完成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涵盖了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戏曲、曲艺、民间杂技、民间手工艺、生产商贸习俗、消费习俗、人生礼俗、岁时节令、民间信仰、民间知识、游艺及传统体育与竞技、传统医药16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次全国性的文化资源普查。如此规模的文化调查,在建国60年以来还是第一次。在普查的基础上,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了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四级名录。进入2006年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名录的有518项,第二批国家级名录的申报工作已经结束,各地申报项目日前统计达2334项,不久即可进入专家评审程序,有望于2008年元旦前在媒体上公示。建立名录体系的目的,旨在把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或处于濒危境地的项目,进行有效的保护和管理。
普查和名录,都是保护的手段。无论对于掌握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家底和搜集在21世纪初仍处于流传状态的作品或事象,还是对于体察国情现状和进行文化决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很多地市区县都在调查的基础上掌握了大量的资料,编纂了本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选集或汇编,制作了录音录像资料,收集了民俗文物,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或数据库,特别是发现了一些过去不为人知的、被历史烟尘淹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以了解国情的立场看,以徽茶知名于世的婺源县本应属于主要以非物质文化构成的徽州文化圈,却被行政区划硬性地划到了江西省;以剪纸闻名的蔚县,其文化形态和文化性质,可能并非像传统的说法属于河北省主流的燕赵文化,而大体可断定是三晋文化的延伸。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增量角度看,在北京市平谷县山东庄一带流传的轩辕黄帝的神话传说,当是此前从未被民间文学工作者调查和公布过的新发现;在山东省定陶县调查搜集的陶朱公的传说故事,同样也是在以往民间文学的调查中从来没有被注意、也没有材料公诸于世的。此种情况,所在多有。当然,普查情况各地发展颇不平衡,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完善传承人名录和传承机制
文化,是靠传承和积累而得以延续和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靠民众口传心授世代相传的。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能历千载万世而绵延不绝的主要方式。试问,一个孟姜女传说,何以能从2000多年前的春秋,一直传承到当下;一个梁山伯祝英台传说,何以从1700多年前的东晋,而流传至21世纪的今天?靠的是什么力量?答曰:民众世代口头传承。
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传承者、负载者。在民间文学,惯称故事讲述家、民间歌手;在手工艺和民间美术,惯称手工艺人、工艺美术家、剪纸能手;在戏曲,惯称戏曲艺人……。传承人是民众的一分子,却也是记忆上、创造力上、才能上优异于常人的人,正是他们把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熟练地掌握、把技术和艺术发挥到极致并传授给他人的。当然,并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有领域都有传承人。譬如民俗(如庙会,如人生礼俗等)大概就很难找到有名有姓的代表性传承人,也许可以说,你、我、他都是民俗的传承者。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对代表性的、有杰出贡献的传承人的保护,又是重中之重;而对传承人的保护,主要体现为帮助他们恢复早已有之、行之有效、因某种原因失传了的或遭到破坏的传承机制。因此,文化部于2007年6月5日公布了最终认定的民间文学、游艺传统体育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等5大类“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226名)。由政府系统认定的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故而对这些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措施,国家明文规定由责任保护主体(单位)负责落实。诸如:有的帮助其恢复师傅带徒弟,有的开办了传习班(或基地),有的把传授技艺搬进学校,而多数传承人得到了生活上的资助。著名的“当代荷马”、柯尔克孜族玛纳斯奇居素甫·玛玛依今年适逢90华诞,新疆自治区克孜勒苏自治州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为他举办了隆重的祝寿活动,高度评价和表彰他在传承和演唱史诗《玛纳斯》方面的功勋,并为他举行了独具特色的收徒仪式,有10位阿合奇县的玛纳斯奇荣幸地成为《玛纳斯》演唱大师的徒弟。
展示价值和提升认识
千百年来,民间形成了许多传统的民俗节日,已经进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以及一些少数民族的节日。每个节日都毫无例外地蕴涵着深厚的文化内容和象征意蕴。每一次过节,除了酬神、祭祖、团聚、会友、休整、娱乐等外,对于每个人来说,无疑都是对民族记忆的一次重温。我国自2006年起确定了“文化遗产日”制度,并举办了第一个“文化遗产日”活动;2007年各地又举办了内容丰富的第二个“文化遗产日”活动,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观念逐渐深入到寻常百姓中,回归到民众中。有关方面采取措施,把向来隐藏在山野田间、以娱神和自娱为基本功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已经在发展中多少被艺术化了的表演艺术形态,搬进城里,搬上舞台,向原生情景之外的观众展示其奇异的风采和草根的魅力,获得了成功。2007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表演艺术,先是走上了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舞台,继而又跟随温家宝总理踏上了邻国日本的舞台,受到了日本朝野的热情欢迎和高度评价,成为一年中两度成功的友善之旅。中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力度和成绩,为国际人士所赞赏。这些活动,既展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固有价值,又扩大了影响,逐渐改变着那些瞧不起草根艺术、甚至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误解为糟粕的人们的欣赏口味和认识误区,也进一步改变着包括官员和专业文化人士在内的某些人狭窄的、多少是有些错误的文化理念。
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实验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的外国政府、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先后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一些尝试性的保护区或保护点,如贵州的四个古村落的生态博物馆:六枝特区梭嘎苗寨、花溪区镇山村布依村寨、锦屏县隆里古城(汉族)和黎平县堂安侗寨为中心的生态博物馆。“这四座生态博物馆的建成开放,使该地区独特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动态的历史过程中得以贮存、传承、延续和发展。”(陆景川《贵州古村落生态博物馆诞生》,《农民日报》2006年8月8日。)
在今年“文化遗产日”期间,文化部和福建省共同论证并公布了我国第一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试点——福建省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是指在福建泉州、漳州、厦门三地所辖区域中,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建设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相依存,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文化生态区域。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是寄希望能在一个较大的、非物质文化异常多样而复杂的文化区域的范围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原生性保护方面取得成功的经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性和原真性的保护,不意味着永远过贫穷的生活,不意味着使“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停止不变。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立,目的旨在使这种口头文化传统得以延续和可持续发展,而不是以外力使其停止在某一历史时期或某一节点上。
据调查,在文化生态保护区,受保护地区的民众的生活,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一份关于梭嘎生态博物馆的调查说:“生活是义无返顾地发生着改变,传统被迅速地淹没。这不是生态博物馆的初衷,但无论如何博物馆是没有可能让生活停止流动,甚至减慢速度的。事实上生态博物馆的理念一开始就不是要让社区的文化停止发展,而是要让它‘可持续性’地发展。……生态博物馆的真正意义虽然是希望传统的文化还能活态地保存在这些原住民的自然空间和文化空间中,但实际上,还是和传统博物馆的概念一样,仍然是展柜的概念,只是这个展柜是活动的,而里面活动着的人们,却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村民,他们已经兼有了演员的身份。”(方李莉主编《从遗产到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报告》)所以,能否使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民族文化传统得到有效保护,沿着自己固有的传统向前发展,仍然需要我们做出更大的努力。
每一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这个民族的生存之根,是这个民族绵延不绝的“文脉”和民族精神根基。如果我们的“文脉”被切断了,我们民族文化的根被挖断了,我们将成为无所归依的世界“浪子”,那将是可悲的。而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又在一分一秒地动摇着和摧毁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根基。保护我们民族的根,保护我们民族的“文脉”,保持中华文化的传统和多样化,并使中华文化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生命活力,是我们这一代人无可推卸的历史使命。(作者为中国文联研究员)
原刊《中国艺术报》2007年10月16日第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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