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人：张培伦  台湾佛光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哲学系助理教授

 

 

      保障原住民成员与主流社会成员拥有平等的教育机会的“原住民族教育法”实施后，社会上存在许多不同意见。甚至有人认为，为了促进教育平等机会而存在的权利安排，反而造成了许多不公平的现象。为什么同一套权利制度设计，却出现如此不同的观点，一方认为该设计实现了族群正义，另一方却认为它造成了自由社会成员间的不平等。我认为，此种种争议如果单纯从法律与教育层面来考察，则无法触及问题的本质，其背后实则涉及了对于何谓社会正义以及自由社会正义概念该如何面对少数族群权利诉求的问题，亦即这应该是一个政治哲学层次的论辩。

      当自由主义政治哲学面临来自于民族、族裔、性别等议题的挑战时，西方学者如泰勒(Charles Taylor)、秦力克(Will Kymlicka)和贝利(Brian Barry)等人都提出了相应的理论。泰勒由文化对于个人认同与尊严的关联性着手，主张自由主义之普遍主义与个人主义预设应予以调整，公共政策之设计应顾及少数族群的特殊文化需求，以某些特殊权利之设计让少数族群文化或文化身分获得平等肯认的机会。秦力克从对罗尔斯(John Rawls)以及德沃金(Ronald Dworkin)正义理论中的正义两原则及资源平等理论之反省与修正着手，指出个人所保有的文化成员身分及其所属族群文化，为个人追求或实现其美善人生的重要价值，而应列为社会正义所应考量的基本善或资源之一。进而，一旦少数族群成员在实践其文化成员身分此一重要价值时面临其所不应得的不利处境，对此不利处境之修正，就应该如同自由主义平等理念面对其它基本善或资源不平等时所采取的重分配政策一样，被纳入自由主义政治所应该正视的问题，并进而证成社会制度与公共政策中的族群差异权利条款。贝利指出，虽然文化差异很重要，但多元文化论者所主张的差异权利设计根本就是开错的药方，不仅无法改善少数族群处境，更是对于罗尔斯与德沃金等人所主张的平等主义重分配理想伤害，甚至认为肯认政治造成了重分配政治的倒退。

      就政治哲学层次来看，少数族群教育权利在大方向上是可以获得证成的，它是社会正义所必然蕴涵的政策结果。之所以引发争议，其原因有三：第一，整体社会对于社会正义与少数族群权利之间的关系，在抽象理论或哲学层次上的讨论尚未能深入反思并形成共识，虽然知识界借着西方学术的引进而有若干讨论，但仍未营造出足够的道德论述力量，如果让主流社会大部分成员接受各种族群差异权利设计完全符合社会正义原则之要求，那么后续的制度设计与推动将减少很多阻碍。第二，许多争议是各项教育权利制度在设计及执行时，由于安排不够周延所致，这有待于政策制定执行单位更加完整细致地擘画落实相关政策，以便社会正义更加彰显。第三，少数族群成员自身也应认清各项教育权利设计背后的原始思维，尤其该注意这些差异权利所带有的集体目的色彩的安排，而不能认为它们只与自身权利相关而无涉乎族群命运。换言之，这些权利设计同时包含资源重分配与文化肯认两个正义层面，因而与一般社会上的其他权利诉求有别。

 

 

 

      张培伦先生从政治哲学的高度来透视台湾少数民族的教育权利这样一个现实问题，既有理论深度，又有现实意义。如何才能在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中既坚持正义的原则又达到正义的效果，是各界人士所关心的一个重大议题。张培伦先生的论文逻辑论证坚实，对现实问题的分析透彻，且能较好地实现哲学思辨与现实问题的契合，堪称一篇佳作。

 

 

 

      围绕张培伦先生的发言，与会者提出的问题主要有正义的原则在实践过程中如何保证得到比较有效的体现？台湾主流社会对台湾少数民族的真实看法是什么？少数民族在教育方面所获得的优惠是否是被同化的另一种状态？对少数民族教育权利的给予是否应该“一刀切”？

      张培伦先生从群体正义与个体正义发生冲突时应如何实现正义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阐述，认为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是权利，是必须给予的。而且，越是帮助就越有可能被同化，但少数民族同胞不能害怕被同化，要敢于面对和加强自我保护。客观地看，在现实中实现正义的难度在加大。

 

 

 

 

 

发言人：阿布都  教育部民族教育司副司长

 

 

      少数民族教育事业是整个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发展民族教育对于推动民族地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对于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素质，对于传承民族文化和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促进中华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这里，我从大陆少数民族教育的特点、现状以及对发展少数民族教育采取的政策措施等方面，来探讨保障少数民族受教育权利的有效途径。

      大陆少数民族教育的特点，一是起点低，基础薄弱。许多少数民族是在原始社会形态教育、奴隶社会经验教育、封建社会寺院教育等不同的基础上创办和发展起近代教育的。二是起步晚，发展快，质量不够高。许多少数民族是在进入20世纪后才出现和发展近代教育的。三是学制和教学计划不统一。由于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山区、牧区、边境地区，受自然条件、居住环境、交通状况等影响较大，所以我们采取适合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特点的学制和教学计划，比如现在民族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学制就有九年制、十一年制和十二年制等。四是办学形式多种多样。根据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我们采取多种形式办学，主要有全日制、走读制和寄宿制等。五是有的学校或课程使用民族语言文字教学。

      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特殊政策和措施主要有设置民族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从财力上支持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采取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和教学方式；开展内地省、市对民族教育的对口支援协作；政府对少数民族学生给予照顾；设置民族院校；举办民族班和预科班；加强民族教育立法；增加民族教育投入，帮助民族地区实现“两基”和发展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在民族自治地方的中小学大力推行民族语言和汉语言“双语”教学，加强民族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和信息化工作,积极开展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师特别是汉语教师的培养培训工作，加强西部和民族地区教师队伍建设；加强中小学和高等学校的民族团结教育；支持西部和民族地区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加速培养少数民族各类专门人才。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0年来，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特殊政策和措施，有效地促进了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我们已初步形成了包括幼儿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内的民族教育体系，为提高少数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加强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对民族教育特殊政策的支持。

      展望民族教育的未来，要做好民族教育工作，一是要坚持贯彻执行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民族政策；二是要坚持从各民族地区实际和民族特点出发，不搞“一刀切”；三是要坚持自力更生与有效扶持、兄弟省市大力支援相结合，发展民族教育的原则；四是要坚持采取特殊的政策措施，对民族教育发展进程中的特点、难点问题实行适当倾斜和照顾，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也是使少数民族青少年充分享有受教育机会的重要保证；五是要坚持加强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对民族教育工作的领导，狠抓各项政策措施的制定和落实。

 

 

 

      阿布都先生全面具体地介绍了大陆少数民族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机遇和挑战，给了台湾学者很多有益的信息。但由于对大陆不是很了解，有些政策内容还想请阿布都先生做进一步的阐述，比如，如何把民族平等团结的原则体现在具体的政策上？大陆教育行政管理的具体划分情况是怎么样的？少数民族教育的投入在增加，但在国家对教育的总投入中所占比例究竟是多少？

 

 

 

      如何实现教育的平等，是海峡两岸学者重点关注的话题。台湾学者提出了大量的问题，主要涉及政府机构职能、政策含义与执行情况等方面，还有的学者就诸如“两基”等专用缩略词汇进行咨询。阿布都从实际工作出发，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回答。

 

 

 

 

 

 

 

 

 

 

发言人：朝戈金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少数民族文学，是指现今生活于中国境内的55个少数民族的文学，以及历史上曾经存在于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的文学。它包括产生于这些民族中的民间口承文学和文人书面文学创作，还包括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成就。回顾与展望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我着重谈5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背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决定了中国文化本身的多元特征。各种文化元素的存在正是整体文化多样性的突出表现。少数民族具有各自独特的文化形态与文化特征，其中蕴含的与主流文化有别的“文化因子”，具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然而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文化标准化浪潮的冲击下，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断裂、衰退和消失随时都在发生。与主流的、强势的文化相比较，边缘的、弱势的文化，往往被误认为是“欠发达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认识和珍爱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学遗产，推动它们在今天的繁荣，具有不同寻常的文化建设的意义。

      第二，少数民族文学的总体面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尤其是民间文学，很早就已引起各民族文人学士的注意和记录。但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和研究作为一项有意识推动的事业，则是在1949年之后。20世纪50年代，民族普查和民族确认工作将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和研究事业纳入了国家文化发展和学术事业的规划之中。“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得以形成并广为使用，以之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也随之建立起来。由于自然和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发展态势存在很大的差异，有些民族很早就开始使用文字，因此形成了独特的书面文学传统；有些民族则迄今为止还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其文学传统仍主要以史诗、歌谣、神话、故事讲述、仪式戏剧等民间文学的形式体现于口头传统中。就整体情形而言，民间文学仍然是少数民族文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口头文学在少数民族文化中的重要性。各民族的民间文学是其口头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综合功能。各少数民族民众中世代口耳相传的口头文学作品，包括歌谣、史诗、叙事诗、神话、谜语等，也包括这些文学体裁作品的口头文学的书面记录。神话是口头传统中最古老的散体叙事类型，各民族神话以创世神话为主。史诗是人类文化史上较早出现的一种长篇韵文体叙事文学，其基本主题是歌颂部落祖先和英雄，追述族群绵延不绝的历史。民间叙事长诗作品在汉族民间文学中存量不多，但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却很丰富，几乎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叙事长诗。

      第四，书面文学在少数民族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少数民族文人作家的创作，也有悠久的历史。藏族作家文学产生于公元7世纪左右。公元10世纪后半期至12世纪，维吾尔族文学得到飞速发展，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蒙古族在14世纪初创造了蒙古文字，蒙古族文学随之有了新的发展，大量的作家和作品产生。今天，很多民族不仅有了自己的作家和作品，有些民族还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作家群。他们的作品既充满了浓郁的民族生活特色，又充满了时代感。

      第五，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学术研究取得了很大发展。现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繁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表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一是对各民族文学大量的原生资料进行收集、整理、翻译、出版；二是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特别是近年来一些民族院校以及某些中青年学者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三是研究课题不断深入，研究方法不断创新；四是产生了一批理论研究成果，已先后出版了多种文学史著作；五是少数民族文学日益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

 

 

 

      朝戈金先生用翔实的史料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了文学史式的缜密回顾，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理性冷静的分析，对未来的发展进行了客观的展望。他均衡研究布局和田野研究的价值取向值得称道。

 

 

 

      当前，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所遇到的主要问题及解决办法是什么？朝戈金认为，学科布局不合理，科研力量不足，不均衡现象突出，田野研究方法得不到有效落实是遇到的主要问题。针对以上情况，朝戈金提出，要发挥我们的传统优势项目，争取取得重大进展。为弱势项目积累经验，推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新发展。

 

 

 

 

 

发言人：潘裕丰  台湾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系副教授

 

 

      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文化的自我反省和发展是保证社会文化多样性的一个重要基础。在这里，我就台湾原住民对文化发展的探究和省思的研究做一基本介绍。

      我所探究的是从一个创意的角度来思考台湾原住民族文化的方向，台湾原住民文化该何去何从？文化如何传承？未来如何创新？转机何在？

      我研究的目的是了解我们的文化现况与发展趋势，思考台湾原住民文化在主流文化的冲击下如何维护与创新的省思，搜集文献以认识与了解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与创意发展。

      透过美国、加拿大之文化与创意研究，我发现创意研究对于提升文化或产业之创造有相当大的帮助，许多的成果值得作为多元文化或创新产业的参考。

      针对研究成果我提出几项建议：

      一、原住民留学应该增加名额与思考领域性的扩展，中兴以人才为本，要有精致和优异的表现，就应该重视人才教育。此次进修与访问，见识美国文化的多元性，对于往后研究与进修都有很大的启发，更深觉教育的重要性。尤其是思考留学生所学专长除了有关于民族文化之外，文化创意之探讨更应有深远的意义。因为发扬台湾原住民族之文化并需考量传统文化与时代进化的因素，文化独特性的发扬固然重要，但文化融合性更是未来出路的重要思路。

      二、文化的精致化与创新。参考美国或其他先进国家有关文化创新之范例，做为文化创新与改革之参考。在纽澳良法国区参观他们的墙面艺术时，深觉文化精致性的重要。我们的文化相当独特，也可说具有显明的特色。但是如何使其更精致是我们要思考的重点。现在时代进步，一切追求精致的流风中，精致化的产品或精致化的文化是相当重要的。至于如何精致化，有赖进一步的专业研究与创意思考。

      三、成立原住民现代艺术博物馆。办理原住民现代的创新活动，原住民不是过去式而应该是现在进行式，所以不能只有史前博物馆，更应该重视现代的艺术工作的表现并且给于正面的肯定。文化创意无法完全带来生活的需要，行销与创业才能提升文化。

      四、创编原住民百科全书。参观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时，深深为埃及与罗马时期之文化所感动。反思台湾，至今尚无属于自己的原住民百科全书，深觉遗憾。

 

 

 

      潘裕丰先生的研究方法扎实，并通过大量的调研来支撑自己的观点，提出了解答当代世界范围内存在的少数民族文化应该如何生存的共性问题的一种方案。以少数民族这个特殊的群体而论，文化不是外在于他们的。潘裕丰先生的研究忽视了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商业化的运作会导致文化本身的流失。

 

 

 

      文化的创新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但产业化如何才能实现文化的内质创新？潘裕丰回应道，我们关注的是，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化如何自我为继的问题。文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修正和调整是不可避免的。需要区分文化与文化产业，要用文化产业来诠释文化。

 

 

 

 

 

 

 

 

 

 

 

发言人：白庚胜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教授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文化的“半壁江山”，它包括民间文学、民间艺术和民俗3部分，在传递民族精神薪火、延续民族文化生命、强化民族凝聚力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原因，现有的法律大多以经济领域及经济活动为重点，对文化的关注、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相对缺少，甚至空白。因此，通过立法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其必要性已日益凸显。

      我认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意义十分重大。首先，它能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一种法律地位，即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定为一种与上层文化或精英文化相区别的独立的文化形态。其次，它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法律保护体系之中。制定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并建立起其体系，将对发展、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产生重要的影响，能极大地拓展法律的种类、覆盖面和内涵。第三，它能使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国际上的同类保护相对接。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只有加大法律保护的力度，才能符合国际惯例。第四，它能有效建立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秩序，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为，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从混浊走向清晰、从自然走向自觉、从无序走向规范。第五，它能强有力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者的权益。

      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必须系统制定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我认为，这里有5种基本途径：一、走高水平、国际化立法之路。我们要深入研究并积极学习国际上相关立法的经验、理念，使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具有现代性与国际水平，不做低水平原创，不搞封闭式重复，降低立法与司法成本。二、走有中国特色的立法之路。一切必须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际出发，而不是简单地“克隆”、套用国际上的做法，应将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起来，既共享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成果，又为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做出中国的贡献。三、走与政策相辅相成的立法之路。一方面，我们要在立法过程中吸取政策遗产中的积极部分，使之上升到法律的层次，具有法律的效力，同时也要以既有政策制定、执行中的教训为戒，做到所立法律的科学化与合理化；另一方面，要对现有法律暂时难以覆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制定准法律的条例、政策加以约束、规范，使法律与政策互补互动，并最终实现全面法治。四、走与相关法律相呼应的立法之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过程中，有的法律制定需要从零开始，有的则不必另辟蹊径，仅需在原有相关法律中补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分量、细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不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与其他相关法律相抵牾，形成完整的法律生态。五、走体系化的立法之路。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的原则而言，应该分主次、明层次、辨先后、讲呼应、求稳定。

 

 

 

      近年来，继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之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被提上议事日程，这是一个好的开始。而法律的保护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较为有效的一种。白庚胜先生对大陆各界为此所作的努力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这对我们有极大的启发。

 

 

 

      现今，大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问题主要有哪些？

      白庚胜从立法、执法以及公民守法等3个方面进行了回答。他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只有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得到提升，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有明确的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才能取得更大的发展。

 

 

 

 

 

 

发言人：林素珍  台湾大仁科技大学专任通识中心副教授

 

 

      在台湾历史上，七脚川社曾经是南势阿美族人最大的聚落。1908年至1914年，在经历了日本殖民者对其灭社夺地的“七脚川事件”后，“七脚川”（Cikasuan）的意识于今日已逐渐对应于改社的地理空间，而失去过去可以作为标示该社的名词。通过对七脚川社的考察，我们可以观察一个部落社会进入大社会的历史变迁之过程，也可以考察一个部落社会历史意识的变迁。

     “历史意识”指思维主体了解自身所认知的过去是什么，所要传达的概念是什么。历史意识含有心灵活动的历程，记忆是历史意识的基础和必要条件，但记忆与历史意识并不相同。记忆将过去作为一种心灵活动的力量带进现在的文化生活中，从日常生活的行事方法，交织到所有精心策划的心灵活动，并结合行为者未曾察觉到过去推移了当下活动的下意识。

      七脚川社遭到灭社之后，所有住民被迁往他处。七脚川社人迁移流散至南华、光荣、池南、月眉、寿丰、溪口、瑞源等各处，再无反抗之力。“七脚川事件”对其后来族社居住分布与社会文化的影响相当深远。

      过去台湾原住民的历史几乎均从统治者的角度书写而来，因原住民族群意识抬头，发展到今日许多人也投入“我族写我史”的行列，多数人在写原住民历史的时候，都是从自己本族或部落的角度来写历史，这样的发展确实令人欣喜，“我族写我史”的论述是可以把自己族社的历史融入更多族人的情感和生活的面貌。但是，有些部落或族群的历史不单单是可以从部落的角度去看自己族人的历史，还可以从更大的范畴或更高的层次来观察或切入。

      以“七脚川事件”为例，七脚川社阿美人过去在叙述自己部落的历史时，虽站在自己的立场说明该社的历史遭遇，却忽略了自己对该事件的理解，有一部分是来自于统治者方面的诠释，因而仍然以过去统治者论述“七脚川事件”的角度去看自己的历史，当族人以反抗日本统治诠释该事件时，便陷入日本殖民统治的观点。因此调查“七脚川事件”时，口述上可以观察到随着年龄层的不同产生不一样的论述焦点，无论是“头目苛扣隘勇薪资”、“隘勇袭杀日本警察”，或是“七脚川社联合巴托兰社抗日”等，给予了殖民统治者讨伐合理的解释。意即日本政府掠夺了七脚川社的生活领域，同时也剥夺了七脚川社人对自己历史的认知。历史的解释权是以统治者的利益为依归。

      因此原住民在书写自己部落历史的同时，应了解到统治者过去因为强势统治，不仅拥有文字运用与书写的权力，更拥有对该历史事件诠释的权力。如此便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体认自己族人在历史中发展的过程和方向。

 

 

 

      林素珍女士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大量的实地考察为基础，第一手资料的获取，使论据坚挺，有说服力。研究七脚川历史不是目的，而是获得历史意识的深化。一个族群的历史不能仅从本族群的历史来看，更要从更高层次来解开历史之谜。林女士的论述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辨明了日本侵略者的真实面目，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现在少数民族青年一代中，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自信现象，对本族历史意识模糊，应该如何应对这种状况？

      林素珍深有感触地说，那就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发言人：孙宏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以及网络等便捷媒体的普及，使得一些封闭、半封闭状态的地区、族群迅速开放，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传播力度随之加强。这使得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沟通越来越简单，但同时也使一些使用人口少、使用范围小的弱势语言的功能不断减弱，以至濒临消亡。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种看似不可逆转的弱势语言濒危化将造成严重的后果。如何保护弱势语言，延缓弱势语言衰落的脚步，成为学术界和各国政府共同关心的话题。中国有100多种少数民族语言，分属汉藏、阿尔泰、南岛、南亚、印欧5个语系，此外还有若干种混合语。在这种情形下，保护我国丰富的少数民族语言资源就显得格外迫切和重要。

      语言除了交往和交流思想的功能外，还有许多其他职能。首先，语言作为文化载体，积存和蕴藏着丰富的文化现象，语言里保存的故事、神话、传说、寓言、诗歌、唱词、谜语、戏剧等各类文学作品都依靠语言来表达。其次，语言作为信息载体，是使用该语言群体千百年来积累的知识、经验和情感的总和。第三，语言作为一种认知系统，一种思维方式的直接体现，包含着该语言使用者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体系。语言多样性的丧失会使人类思维方式退化和绝对化。最后，语言作为民族或族群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区别于其他民族或族群的特征，一般来说，语言的消失会给这个民族或族群带来心理上不可弥补的阴影。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濒危语言问题已经成为国际语言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在我国，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工作近些年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调查的开展，对各民族语言的使用状况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为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奠定了资料基础。文化部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门机构，国家民委承担了濒危语言资料的记录和抢救工作。

      借鉴国际上保护濒危语言的措施，拟就以下对策性建议：1、抓紧调查研究弱势语言，为每一种少数民族语言出版一部描写性的专著。2、整理上世纪50年代大调查的方言资料，建立计算机词汇语音数据库，陆续出版这些珍贵的资料。3、录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音档，用多媒体技术保存各少数民族传统的文学、艺术、诗歌、戏曲等一切有声和形象资料。

 

 

 

      语言是人类描述世界的一个重要工具，也是文化现象的表征工具，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就是人本身。因此，对语言的保护十分重要。

 

 

 

      台湾学者感兴趣的话题是：大陆在少数民族语言保护过程中采取了哪些措施？孙宏开从自己的实际工作出发，对大陆在少数民族语言保护中所采取的诸如编写书籍、词典，记录大量各种少数民族文本的方式所作的努力进行了阐述。他认为，我们能够做的只是尽可能减缓少数民族语言的衰亡，而现实的情况是消失快，保存少。

 

 

 

 

 

 

发言人：高德义  台湾东华大学民族发展所助理教授

 

 

      与土地和一切自然事务的关系是原住民社会的核心，这种关系表现在原住民文化的差异和语言之中。原住民传统文化、经济等活动，有赖土地之供给而得以延续。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在一份《关于歧视原住民问题的研究报告》中指出：“要理解原住民与土地之间存在一种超乎世俗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是其生存、信仰、风俗、习惯和文化的基础。对原住民而言，土地不仅仅是占有物及生产数据，原住民的精神生活与大地母亲，即土地之间的全部关系具有诸多由来已久的影响。

      国际社会近年来开始透过一种新的关于土地、领土和资源的哲学思想和世界观来响应原住民，并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形成符合原住民关于土地、领土和资源观念和哲学价值观基础的新标准。但是，当今原住民族土地问题依然大量存在，并有碍原住民有效地享有土地权。

      关于台湾原住民土地问题的研究，已有诸多讨论，有关研究文献不少，但真正和土地权有密切关联的研究仍相当有限。近年来，虽然原住民族土地问题日益受到重视，然而，截至目前，台湾原住民族土地问题仍未找到明确的解决方式。2004年，台湾原住民专家学者等进行会商，拟具了关于原住民族土地问题的方案，而未来原住民地区将推动成立“自治区”。如何使土地确实为原住民所有、所用是相当重要且迫切的。

      对未来展望及政策建议：设立有关原住民族土地资源机构；让原住民参与有关土地、资源和发展的决策和执行；充分尊重原住民的土地资源权；与原住民协商，建立公平机制和程序，审查并纠正过去采取不公正或歧视性程序而使原住民权利被取消的情况；建立原住民族土地基金，作为土地和资源补偿等。

 

 

 

      作为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依据，土地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高德义先生深入分析了台湾少数民簇的生存现状及土地资源被挤占的现象，对台湾少数民族土地所有权进行了深刻的论证，对于维护台湾少数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权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请谈谈您刚才讲的关于在台湾少数民族地区推动成立“自治区”的设想。

      高德义解释说，这个设想主要是随着海峡两岸交流的增多，台湾同胞对大陆民族地区的发展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许多好的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发言人：孙大川  台湾东华大学民族发展所副教授

 

 

      面对新的文学形式，原住民如何解决“文字化”所引出的问题？如何界定原住民文学的边界？原住民文学包含了什么样的成分？它又将如何与它的读者对话？原住民族语有可能对汉语进行创造性的干扰吗？针对这一系列问题，我将在这里做一文学史式的回顾与检讨。

      我们卑南人居于台湾东部，人口不到一万人。我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从小民族危机感一直很强。当时的我们受日本文化影响较深，除了本民族语言外，日语也比较流行。卑南家族及部落都偏爱“文学”，能用“歌”写“诗”，吟咏叙事。唱歌既是音乐的，更是文学的。几千年来，卑南祖先就不用文字而用声音进行文学的书写。用歌写诗的场合，包括酬答、劳动、祭仪等。部落的生活事实上是用诗歌和仪式串联起来的。歌曲主题源于生活，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或者对现状的情绪。传统祭仪也体现了部落族人“以歌写诗”的才华。

      到了上世纪70年代，部落文化受到市场冲击，当时，台湾掀起了政治、社会与文化运动，深刻地影响了80年代以后的历史动向。这在历史意识、文学、流行文化、语言等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促成了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形成了80年代激活台湾原住民主体自觉、部落复振与文学创作的背景。70年代，台湾快速转型为工商社会的过程中，部落空洞化，这是部落诗歌严重断裂的时代。1983年，台大原住民学生伊凡·诺干、夷将·拔路儿等人创办了《高山青》；原住民开始介入台湾的书写世界，终于可以用另一个新的语言，表达自己的心灵世界。

     1988年，我从比利时回台湾，当时有两个心愿：一是投入原住民文学世界的营造；一是对原住民的古典进行汇辑、整理、考证、翻译和出版。1993年创立“山海文化杂志社”，此后设立了一些文学奖及小说奖，开展了一系列学术研讨和交流活动。

      原住民文学的作者对自己母体文化的流失都表现出很深的焦虑感。他们不会母语，不懂唱歌填词，没有部落生活的经验，没有参与祭仪。因而回归部落，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变成一种灵魂驱迫，召唤流浪都会街头的文字浪人。文化在某一部分的再生，永远与文化另一部分的死亡相伴。我将其称为“死亡的敞开性”。

      自2005年，我有一个四年计划，将集中力量编辑台湾原住民族的主要祭仪文学，用罗马拼音加上较精准优美的中文翻译，附以注释和题解，就像中国古老的《诗经》一样，以传承用歌写诗的传统。

 

 

 

      孙大川先生深刻检视了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生成背景、发展现状，并对未来发展进行了深入分析，体现了孙大川先生浓浓的族群情结，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孙先生，您的后代如何传承本族群的文化？如果他们选择放弃本族群的文化，您会答应吗？您的研究更多的是出于族群的情感认同，这个想法能实现吗？

      孙大川回答说，我本人致力于保护和发展本族群文化，至于子孙后代会不会如此，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我会尊重他们。现在的事情，主要在于用心去做，而努力就会有结果。

 

 

 

 

 

 

发言人：李冬生  国家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主任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各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灵魂。而少数民族古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奉献给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1984年，大陆成立了第一个抢救、保护民族古籍的机构———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确立了由国家民委牵头，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少数民族古籍抢救、整理、保护单位，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初步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对少数民族古籍抢救、搜集、整理、出版、研究体系。

      少数民族古籍的分布及主要特点是：主要散藏在民间、边远民族地区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分布在全国各地及国外；历朝历代都没有大规模地进行整理过；文献和口碑资料（非物质文化）内容丰富，数量巨大；民族成分多、分布广、各民族有无文字和使用文字状况不同，并以不同方式流传下来；涉及多领域专家学者和组织层面。这使得整理少数民族典籍具有相当的难度。

      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主要成果：一是在各地建立、健全和完善少数民族古籍机构，使少数民族古籍的抢救和保护工作迅速开展起来；二是制定规划，确定目标，确保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稳步地发展；三是大力培养人才，开展多方合作；四是做好抢救、整理工作，加大出版力度。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抢救、整理散藏在民间的少数民族古籍近百万种（部、件、册）（不含馆藏及寺院藏书），其中包括许多珍贵的孤本、珍本和善本，并公开出版了5000余部。数百种少数民族古籍获得诸如图书奖等大量奖项。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的编纂出版是对20年来少数民族古籍工作成果的一次全面汇总。该项目作为国家民委重点文化项目，1997年正式立项，计划于2008年完成。全套书目共60卷，约110册，每册收书目约3000条。它将填补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留下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目前，《纳西族卷》、《白族卷》已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撒拉族卷》、《土族卷》、《裕固族卷》、《东乡族卷》、《保安族卷》将于今年出版，哈尼族、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等十余个民族卷也已进入审稿阶段。

      我们相信，随着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少数民族先辈经世致用的智慧，必将越来越显现出其对人类无可估量的价值。

 

 

 

      李冬生先生用大量真实可靠的数据和调查研究，深入地说明了大陆在保护少数民族古籍方面所做的工作，提出了面临的困难和主要挑战。对于台湾学者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少数民族古籍的主体是民间作品，具有鲜明的特征。但抢救也使有些作品走进了象牙塔。这些作品是否会重新回到民间？

      李冬生说，我们的抢救工作正在进行，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作品从民间来，肯定要回归到民间去。但我们现在的工作还主要集中在抢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