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列为五大领域，为确认非遗的表现形态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分类框架。首先，非遗来自生活实践，并在遗产化进程中被切分、归类、标记和认定为遗产项目，出现在不同的领域或门类之中。但就文化现实而言，非遗的实例通常都涉及来自多个领域的遗产项目，并不以单一的表现形态自在自为。其次，领域与领域之间乃至项目与项目之间的边界都是流动的，且往往因社区而异。同时，各领域之间还存在着相互重叠或彼此交叉的互涉关联，在传承和实践过程中相辅相成。再者，领域的划分既有概括性，又有相对性。惟有从特殊性入手去把握普遍性，才能以点带面，从局部走向整体。因此，针对每一领域，至少可以从4个层面来形成问题导向和关联性思考：所涵盖的主要表现形式；对相关社区和群体具有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面临的主要威胁和潜在风险；可采取的保护措施。最后，惟有在自观与他观或内部与外部之间形成对接并沟通地方知识、学术话语和政策制定，才能为确保非遗的存续力建立起融通的视野，在多元行动方之间形成功能性互补，让项目保护、分类保护和整体保护有的放矢。此外，还应正确理解语言、宗教、知识产权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相关领域的关系。——译者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遗领域; 领域互涉; 社区立场; 过程性保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下简称为“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为“《公约》”或“2003《公约》”)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体现的五大“领域”(domains):

　　● 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1],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

　　● 表演艺术;

　　● 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

　　● 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

　　● 传统手工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例(instances)并不局限于单一的表现形态(manifestation),许多实例含括来自多个领域的遗产项目(elements)。举例来说,某一萨满仪式可能涉及传统音乐和舞蹈、祝祷和歌曲、服装和圣物、仪式和典礼实践,以及有关自然界的敏锐认识和知识。同样,节日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表现形式,承载着歌唱、舞蹈、戏剧、筵宴、口头传统和故事讲述、手工艺展示、运动和其他娱乐活动。各领域之间的边界是极其流动的,往往因社区而异。从外部强加刻板的分类,即便可能,也是困难的。一个社区可能会将他们诗颂视为一种仪式形式,而另一个社区则可能将其解释为歌曲。同样,一个社区定义的“戏剧”,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则可能被解释为“舞蹈”。此外,规模和范围(scale and scope)也存在着差异:一个社区可能会在表现形式的变体之间作细微的区别,而另一个群体则认为这些变体都是单一形式的不同组成部分。

　　虽然《公约》为确认(identifying)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设定了一个框架,但其提供的领域分列表旨在包容(inclusive),而非排他(exclusive);同时,这一划分并不意味着是“完整的”。缔约国可以使用不同的领域体系。目前的变化幅度已经很大:一些国家以不同的方式划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态,而另一些国家则使用与《公约》大致相似的领域,并有不同的替代名称。这些国家可以在既有领域中增加更多的领域或新的子类(sub-categories)。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承认的国家,还可能涉及合并其已经在使用的“子域”(sub-domains),包括“传统游艺和竞技”“烹饪传统”“畜牧业”“朝圣”或“纪念地”。

　　口头传统和口头表现形式 

　　口头传统和口头表现形式(oral traditions and expressions)这一领域涵盖了各种各样的口语形式,包括谚语、谜语、故事、童谣、传说、神话、史诗、咒语、祷词、经颂、歌谣、戏剧化演述(performances)等。口头传统和口头表现形式被用于传递知识、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观及集体记忆,在保持文化的活力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些类型(types)的口头表现形式是常见的,可以被整个社区使用;而其他类型则只限于特定的社会群体,也许仅为男性或女性,或者仅为老人。在许多社会,演述口头传统是一种高度专门化的职业,社区将专业演述人视为集体记忆的守护者,并给予最高的尊重。这样的演述人在世界各地的社区都能找到。非西方社会的诗人和说书人,如非洲的“格里奥”(griots)和“迪耶利”(dyelli)已众所周知,但在欧洲和北美也有丰富的口头传统。例如,在德国和美国,便有数以百计的职业说书人。

　　因口耳相传,口头传统和口头表现形式在述讲中往往会发生显著的变化。故事是再现、即兴和创造的结合体——从文类(genre)到文类,从语境(context)到语境,从演述人(performer)到演述人都有所不同——使故事成为一种充满活力和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但故事同时也是脆弱的,因其存续力(viability)取决于一条不间断的链条,将传统在一代又一代的演述人之间传承下去。

　　虽然语言是许多社区的非物质遗产的基础,但保护和维护单独的语言超出了2003《公约》的范围,尽管语言作为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手段被纳入《公约》第二条。[2]不同的语言型塑了故事、诗歌和歌谣的传述方式,并影响其内容。语言的消亡不可避免地导致口头传统和口头表现形式的永久性丧失。然而,正是这些口头表现形式本身及其在公开场合的演述,最有助于语言的保护,而不是字典、语法和数据库。语言活在歌谣、故事、谜语和儿歌之中。所以,语言的保护与口头传统和口头表现形式的传承是密切相关的。

　　与其他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口头传统面临着急剧的城市化、大规模的移徙、工业化和环境变迁的威胁。书籍、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和互联网都可能对口头传统和口头表现形式造成特别严重的影响。现代大众传媒可能会极大地改变或取代口头表现形式的传统方式。曾经需要花上数天时间才能充分演诵的史诗,可能会缩减为几个小时;而婚前吟唱的传统求婚歌也可能被CD光碟或数字音乐文件所替代。

　　保护口头传统和口头表现形式的重中之重是保持其在社会中的日常功能。同样重要的是,在人与人之间传递知识的机会能得到延续;例如,长者有机会与年轻人互动,在家里和学校有机会传递故事。口头传统往往构成节日和文化庆典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活动可能需要加以推广,并鼓励新的语境,如故事节(storytelling festivals),从而让传统创造力找到新的表达方式。本着2003《公约》的精神,保护措施应侧重于作为过程(processes)的口头传统和口头表现形式,让社区自由地探索他们的文化遗产,而不是将之作为产品(products)。

　　社区、研究人员和机构也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来助力保护口头传统的全面性和丰富性,包括文本上的异文和不同的演述语体。难以替代的表达性特征,如语调和大量的语体变化,现在可以用音频或视频方式来加以记录;演述人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包括手势和摹拟在内的非口头故事要素,也都可以记录下来。大众传媒和传播技术可用于维护乃至巩固口头传统和口头表现形式,同时面对原社区和更广泛的受众播放录制下来的演述。

　　相关实例[3] 

　　奥隆霍是俄罗斯联邦雅库特人的英雄叙事诗,反映了雅库特人的信仰和风俗习惯、萨满教实践、口述史和价值观。奥隆霍苏图即叙事人,须胜任扮演、唱述、雄辩和诗歌的即兴发挥。与大多数口头传统一样,奥隆霍也有多个版本,其中最长的一个版本诗句超过15000行。

　　巴勒斯坦希卡耶说书由妇女向其他女性和儿童讲述,因而往往从妇女的角度针贬社会时弊。几乎所有70岁以上的巴勒斯坦妇女都是希卡耶说书人,这一传统主要由年长的妇女承继。然而,姑娘们和男孩们为了练习或娱乐而互相讲故事的情况也并不罕见。

　　菲律宾伊富高人的呼德呼德颂在稻谷播种和收获的季节及葬礼守灵期间演述。完整的述讲会持续数日,往往由一位年长的妇女主持,她担纲着社区历史家和传道人的角色。

　　为了保护阿肯艺术,在吉尔吉斯斯坦不同的地区建立了六个工作室,由阿肯——公认的史诗演唱人——将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年轻的学徒群体,他们准备在数年之间成为现代阿肯。为师者可以使用视听设备、录音和课件,但人与人之间的习得方式仍然是完整的。

　　表演艺术 

　　从声乐、器乐、舞蹈、戏剧到哑剧、诗诵等,表演艺术(performing arts)的范围覆盖了众多的文化表现形式,反映了人类创造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于许多其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之中。

　　音乐或许是最普遍的表演艺术,见诸于每一个社会。最常见的是,音乐作为其他表演艺术形式和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组成部分,包括仪式、节庆活动或口头传统。音乐可以出现在最为多样化的语境中:神圣的或世俗的、古典的或流行的,与劳作或娱乐紧密相连。

　　音乐还可能具有政治层面或经济层面的意义:可以用于讲述一个社区的历史,歌颂一位强大的人物,并在经济交易中发挥关键作用。音乐表演的场合也是多种多样的:婚礼、葬礼、仪式和成年礼、节庆、各种娱乐活动,还有其他许多社交功能。

　　舞蹈,尽管非常复杂,但或许可以简单地描述为有序的身体动作,通常在音乐的伴奏下进行。除了身体的诸多面相外,舞蹈中有节奏的动作、舞步和姿势还常常表达着一种情绪或心境,或用以描述某一特定的事件或日常行为,如宗教舞蹈和那些对狩猎、战争或性生活的再现。

　　传统戏剧的演出通常将演技、歌唱、舞蹈与音乐、对话、叙述或复诵结合为一体,但也可以包括木偶戏或哑剧。然而,这些艺术不仅仅只是为观众提供“演出”,它们也可以在文化和社会中发挥关键作用,比如在从事农事活动的同时歌唱,或者让音乐成为仪式的一部分。在一个更亲昵的场景中,人们经常唱着摇篮曲帮助婴儿入睡。

　　与文化表现形式和实践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空间都含括在《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之中。在表演艺术领域,还包括乐器、面具、服装和其他用于舞蹈的身体装饰,以及戏剧中的布景和道具。表演艺术常常在特定的地方施行;当这些空间与演出密切相关之际,便被视为由《公约》定义的文化空间。

　　如今,许多表演艺术形式都受到威胁。随着文化实践的标准化,许多传统实践被遗弃。即使在传统实践变得更受欢迎的情况下,也只有某些表现形式可能获益,而其他表现形式则会遭受损害。

　　近来,“世界音乐”的流行大有激增之势,因而音乐也许是最好的例证之一。尽管音乐在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激发了创造力,丰富了国际艺术舞台,但这种现象也会带来一些问题。以提供一致性产品为目标,许多不同形式的音乐可能会被同质化。在这样的情境下,对特定社区的表演过程和传统至关重要的某些音乐实践,几乎没有立足之地。

　　音乐、舞蹈和戏剧往往成为旨在吸引游客而开展文化推广的关键特征,并定期出现在旅游经营者安排的行程中。虽然这可能会给一个国家或社区带来更多的游客,增加收入,并提供展示其文化的一个窗口,但也可能导致以新的方式来呈现表演艺术,而新方式的出现已经为旅游市场改变了表演艺术。尽管旅游业有助于复兴传统表演艺术,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赋予一种“市场价值”,但也会产生扭曲效应。为了满足游客的要求,表演通常会被缩减,以展示经过改编的精彩片段。通常,传统艺术形式以娱乐为名被转变为商品,丧失了社区表达的重要形式。

　　在其他情况下,更普遍的社会因素或环境因素可能会对表演艺术传统产生严重影响。例如,砍伐森林可能会剥夺社区用于制作传统乐器以演奏音乐的木材。

　　一直以来,许多音乐传统被加以改编以适从西方记谱形式,因而这些音乐传统会被记录下来,或是为了教育目的,但这一过程可能是破坏性的。许多音乐形式使用音调和音程来标记音阶,这与标准的西方形式并不相符,因而音调的细微变化可能会在记谱誊录过程中丢失。除了音乐被同质化以外,为了让学生更加熟练或更易于演奏而对传统乐器加以改造,例如,给弦乐器添加音品,从根本上改变了乐器本身。

　　针对传统表演艺术的保护措施应该主要聚焦于知识和技艺的传承,包括乐器演奏和制作的传承,并加强师徒之间的纽带。一首歌曲的微妙传达,一段舞蹈的动作,以及一出戏剧的演绎,皆应得到巩固。

　　还可以对表演进行研究、记录、建档、编制清单和归档。世界各地的档案馆里有无数的音声记录,其中很多可以追溯到一个多世纪以前。这些较老的录音正面临退化的威胁,除非数字化,否则可能会永久丧失。数字化的过程可以让文献得到确当的识别和编目。

　　通过发展受众和提高公众的认识,文化传媒、机构和产业也可以在确保传统表演艺术形式的存续力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可以让受众了解某种表现形式的各个方面,让其获得新的、更广泛的普及,同时还可以提高鉴赏力,这反过来又会激发人们对某种艺术形式的地方变体产生兴趣,进而可能会促动人们积极参与表演活动。

　　保护还可以涉及培训和基础设施的改善,并为维护全方位的表演艺术配备适当的工作人员和机构力量。在格鲁吉亚,以人类学田野作业方法培养学生,训练他们如何记录复调音乐,使得他们能够通过建立数据库而为创建国家清单打下基础。

　　相关实例 

　　巴伊亚州的回旋桑巴舞(巴西)是从非洲裔奴隶的舞蹈和文化传统中发展起来的,但也融入了葡萄牙文化的要素,特别是语言和诗歌形式。这种本地的舞蹈类型已经影响了城市桑巴舞的发展,在20世纪成为巴西民族认同的一个标志。

　　鸠提耶耽梵剧是印度现存最古老的传统之一,综合了梵文古典主义和喀拉拉邦的地方传统。在其风格化和法典化的戏剧语汇中,手势和眼神十分突出,表达着人物的思想和情感。根据传统,鸠提耶耽的演出在寺庙这一神圣空间中进行,舞台上的油灯长明不熄,象征神明在场。

　　斯洛伐茨克征兵舞(捷克)是由各个年龄段的男子表演的传统舞蹈。这些舞蹈没有被精确的编舞所束缚,而是以自发性和个性化的表现方式以及特技比赛为标志。因其结构的复杂性和动作的多样性,使斯洛伐茨克征兵舞成为一种极具艺术价值的文化表现形式,表达了该地区的文化认同和多样性。

　　可以组织“大师班”,让学生与大师级的表演者密切合作,如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沙士木卡姆音乐、几内亚的索索-巴拉和不丹的德拉迈茨面具鼓舞,皆已出现这类活动。

　　在阿富汗,木卡姆乐团利用国家档案馆以确保录音为后代音乐家提供灵感、培训和知识的来源。

　　还可以在学校通过教授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加强传承活动,例如在古巴,向儿童传授法兰西鼓乐。

　　在埃塞俄比亚,正在开展一个雄心勃勃的研究和培训项目,在全国范围内搜集传统音乐、舞蹈和乐器,并支持在民族音乐学领域开设大学课程。

　　社会实践、仪式和节庆活动 

　　社会实践、仪式和节庆活动(social practices,rituals and festive events)是建构社区生活和群体生活的惯习性活动,因而为社区的许多成员共享并与他们相关。这些活动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对作为实践者的一个群体或一个社区的认同具有再确定的作用,而且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密场合,都与重要事件密切相关。社会实践、仪式实践和节庆实践,有助于标记季节的更替、农历中的节点事件或个体人生的不同阶段。这些活动还与一个社区的世界观和对自身历史和记忆的感知紧密相连。这类活动在范围上都不尽相同,从小型集会到大规模的社会庆典或纪念会,不一而足。每一个子域都很广泛,但相互之间也有大量的重叠。[4] 

　　仪式和节庆活动往往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发生,并提示社区关注其世界观和历史的不同方面。在某些情况下,仪式仅限某些社区成员参与;入社式和葬礼就是这样的两个例子。然而,有些节庆活动,无论如何都应当看作是公共生活的核心,向社会所有成员开放;狂欢节和那些标记着庆祝新年、春季开始、丰收结束的活动是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包容性场合。

　　社会实践塑造了日常生活,并为全体社区成员所熟悉,即使不是每个人都参与其间。在2003《公约》中,与社区特别相关的、有助于增强与过去的认同感和连续感,且特征鲜明的社会实践得到了优先重视。例如,在许多社区中,问候礼仪不够正式,而在另外一些社区中,则更为繁复和仪式化,构成社会认同的一种表征。同样,送礼和收礼的实践也多种多样,从临时活动到负载着重大政治、经济或社会意涵的正式安排。

　　社会实践、仪式和节庆活动涉及的形式林林总总:崇拜仪式;通过仪礼;出生礼、婚礼和葬礼;盟誓;传统法律制度;传统游艺和传统运动;亲属关系和亲属关系礼仪;定居模式;烹饪传统;季节性典仪;仅限于男性或女性的实践;狩猎、捕鱼和采集实践,等等。这些活动还包括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和身体要素:特殊的手势和言辞、复诵、歌谣或舞蹈、特别的服饰、行游、动物献祭、特定的食物等。

　　社区在现代社会中所经历的变迁对社会实践、仪式和节庆活动形成了强烈的影响,因为这类实践高度依赖于社区内部的实践者和其他人的广泛参与。诸如移徙、个体化、普遍引入正规教育、世界主要宗教日益增势,以及其他全球化效应等进程,都对这些实践活动产生了特别显著的影响。

　　移徙,尤其是年轻人的移徙,可能会使那些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诸形式的人们远离自己的社区,并危及某些文化实践。然而与此同时,社会实践、仪式和节庆活动可能成为人们回归故地与他们的家庭和社区一道庆祝的特殊场合,由此重申他们的认同和与社区传统的联系。

　　许多社区发现,游客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他们的节庆活动中来,尽管游客介入或有积极的一面,但节庆活动往往会受到影响,一如传统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特别是节庆活动的存续力,同样会高度依赖于一般的社会-经济条件。筹备活动、制作服饰和面具,以及为参与者提供服务的费用往往非常昂贵,在经济衰退时期可能难以为继。

　　要确保社会实践、仪式或节庆活动的连续性,往往需要动员大量的个人和社会机构、政治机构及法律机构,还需要社会机制的配合。在尊重可能会限制某些群体参与的习俗做法的同时,鼓励尽可能广泛的公众参与也是可取的。在某些情况下,需要采取法律和正式措施,以保证社区有权使用其圣地、重要器物或必需的自然资源,以开展社会实践、仪式和节庆活动。

　　相关实例 

　　在马拉喀什的吉玛·埃尔弗纳广场(摩洛哥)开展的社会实践活动丰富多彩,但由于城市扩张和发展项目造成了交通拥挤和空气污染,这些活动面临着逐渐消失的威胁。为了应对城市规划和经济发展与文化和环境关切之间存在的冲突,有关当局开辟出交汇在广场上的步行街,并重组了机动车交通,减少了汽车和旅游巴士的数量,以保护这些社会实践。

　　为了保持巴兰基亚狂欢节(哥伦比亚)的创造性并鼓励人们参与其中,当地的一个基金会创建并支持了一个新的活动——儿童狂欢节,这已成为哥伦比亚狂欢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者获得了资金支持,用于生产手工制作的物件,包括彩车、夸张的服装、头饰、乐器、动物面具和其他工艺品。小额信贷方案使工匠们能够借入少量资金来生产售卖品,以增加额外收入,提高生活质量,进而彰显他们参与狂欢节的重要意义。

　　在首尔宗庙得以实践的王室祭祖仪式(韩国),集歌、舞、乐为一体,而百年大典[5]的所有组成部分则蕴含着敬祖孝宗的思想。

　　在马里尼日尔河三角洲的牧场,每年举办两次季节性转场移牧,届时以家畜横渡河流为标志,颇尔人社区便开始庆祝雅阿拉勒节和德加勒节。庆典活动包括组织畜群竞美比赛,还有赛歌和朗诵田园诗。

　　比利时的班什狂欢节、玻利维亚的奥鲁罗狂欢节和赞比亚的玛金希假面舞会,都涉及多姿多彩的盛大集会、歌舞表演以及各式各样的服装或面具。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节日活动是一种暂时克服社会差异的手段,人们假扮成不同的身份,通过嘲讽或戏谑来评论社会或政治状况。

　　维姆布扎治疗仪式在马拉维北部的农村地区得到广泛实践。这种克服创伤经历的手段是在19世纪中叶发展起来的,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已经不那么普遍了。保护工作为年轻人学习维姆布扎治疗舞蹈建立了激励机制,并通过播放小组讨论、培训工作坊和节日活动来促进维姆布扎治疗师与处理医疗问题的政府和非政府机构之间的对话。

　　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 

　　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knowledge and practices concerning nature and the universe),包括相关社区在与自然环境的互动中形成的知识、诀窍、技能、实践和表述。这些有关宇宙的思考方式通过语言、口头传统、对某地的归属感、记忆、精神性和世界观而得以表现。这些知识和实践还强烈地影响着价值观和信仰,并且成为许多社会实践和文化传统的基石。反过来,自然环境和社区更广泛的世界也塑造了相关的知识和实践。

　　这一领域包括方方面面,诸如传统生态智慧、本土知识、地方动植物知识、传统治疗体系、仪式、信仰、成年礼、宇宙观、萨满教、附体仪式、社会组织、节日、语言和视觉艺术。

　　传统知识和实践是一个社区的文化和认同的核心,但面临着全球化的严重威胁。尽管传统知识的某些方面,如本地植物物种的医药用途,可能会引起科学家和企业的兴趣,但许多传统实践正在消失。急剧的城市化进程和农业用地的扩展可能会对社区的自然环境及其有关环境的知识产生显著的影响,土地清退可能会导致神林的消失,或需要找到建筑木材的替代来源。气候变化、持续的森林砍伐和正在蔓延的沙漠化,不可避免地威胁到许多濒危物种,而且随着原材料和植物物种的消失,导致了传统手工艺和草药的式微。

　　保护世界观或信仰体系比保护自然环境更具挑战性。除了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外部挑战外,许多弱势群体或边缘化社区本身也倾向于采取一种与自身的传统和习俗相去甚远的生活方式或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

　　保护自然环境往往与保护一个社区的宇宙观以及该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其他实例密切相关。

　　相关实例 

　　在玻利维亚安第斯地区的卡拉瓦亚人中,除了丰富的药典之外,身为牧师的行医者还根据安第斯地区原住民的知识发展了传统医疗体系。卡拉瓦亚妇女还将社区宇宙观中的母题融入到她们制作的纺织品中。

　　越南宫廷雅乐提供了一种与神灵和国王沟通和以示祗敬的渠道,同时也传达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

　　在塞内加尔和冈比亚,通过培训和补种受威胁的植物物种,对神林的法律保护,以及促进保护区的管理,已助力于保护曼丁戈社区坎库朗入社式的未来。

　　在马达加斯加,保护扎菲曼尼里木雕工艺知识的行动计划包括在国家和国际层面确立专利,提供法律保护。这将有助于保护与扎菲曼尼里社区认同密切相关的图形设计和图案。用于制作材料的稀有树种正在补种。

　　瓦努阿图沙画、瓦雅皮人的口头表达和图形表现形式(巴西)和扎菲曼尼里木雕工艺(马达加斯加)展现了多种多样的视觉艺术或装饰艺术形式,每一种形式的表现都受到了各自社区相关创造的启发。通过组织新的节日和其他社区活动,让艺术家们展示和传承艺术形式,将为传统社区的沙画实践注入新的活力。还将出台相关法律和商业法规,保护沙画的地位。沙画将被纳入学校儿童的标准课程,并将建立一个信托基金,让艺术家们从中获得收入。

　　传统手工艺 

　　传统手工艺(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或许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物质的体现。然而,2003《公约》主要关注的是手工艺涉及的技能和知识,而非手工制品本身。与其把重点放在保留手工物件上,不如集中精力鼓励工匠们继续从事手工艺生产,并将他们的技能和知识传授给他人,特别是在他们自己的社区内。

　　传统手工艺的表现形式无以计数:工具;服装和饰品;用于节日和表演艺术的服饰和道具;储藏容器、用于储存、运输和居所的实物;装饰艺术和仪式用品;乐器和家用器皿,以及用于娱乐和教育的玩具。其中许多物件只打算在短时间内使用,例如那些为节日典仪而制作的物件,而其他实物则有可能成为世代相传的传家宝。制作手工艺品所涉及的技艺,与物件本身一样种类繁多,从精致、细腻之作(如造还愿纸),到强韧、耐用之功(如制作结实的篮子或厚重的毯子),不胜枚举。

　　与其他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全球化对传统手工艺的赓续构成了重大挑战。无论是大型的跨国公司还是当地的家庭手工业,大批量生产较之于手工生产,往往能以更低的资金成本和时间成本提供日常生活所需的货品。许多手工艺人在竭力适应这种竞争。环境和气候压力也对传统手工艺产生了影响,森林砍伐和土地清退减少了关键自然资源的供应。即便在传统手工艺的发展走向家庭手工业的情况下,生产规模的扩大也可能导致对环境的破坏。

　　随着社会状况或文化品鉴的变迁,曾经需要精心配制手工艺品的节日和庆典活动可能变得更为简化,由此导致手工艺人鲜有表达自身的机会。社区内的年轻人可能会发现,习得许多手艺的传统形式所必需的学徒期有时太过漫长,要求又太过严苛,于是他们转而在工厂或服务行业谋职,那些地方没有这么严格的要求,而且报偿往往更好。许多工艺传统涉及“商业秘密”,不得向外人传授;与陌生人分享这些知识违反了传统,但如果家庭成员或社区成员没有兴趣去习得的话,这些知识就可能会失传。

　　与其他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保护的目标旨在确保与传统手工艺相关的知识和技能能够传递给后代,以便手工艺可以在其社区内继续生产,为其制作者提供生计并反映创造力。

　　许多手工传统的教学与授徒都有悠久的制度。巩固和加强这些制度,行之有效的途径之一是为生徒和师者提供财政激励,使知识的传递对双方都更具吸引力。

　　当地的、传统的手工艺产品市场也可以得到加强,同时也可以开辟新的市场。作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回应,世界各地的许多人都喜欢上了手工制作的实物。这些手工制品蕴含着工匠们日积月累的知识和文化价值,为主导全球消费文化的众多“高科技”产品提供了一种更为柔和的选择。

　　在其他情况下,可以再植树木来尝试并弥补对依赖木材为原料的传统工艺造成的损害。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采取法律措施,以保障社区收集资源的获取权利,同时也要确保环境得到保护。

　　进一步的法律措施,如知识产权保护[6]和专利或版权登记,可以帮助社区从其传统母题和工艺中受益。有时,用于其他目的的法律措施可以鼓励手工生产。例如,对破坏性的塑料袋发出一道地方禁令,可以刺激市场选择手工纸袋和草编容器,让传统手工艺的技能和知识得以蓬勃发展。

　　相关实例 

　　印度尼西亚的克利斯短剑,既是武器,也是灵物,被认为具有神奇的力量。铸剑匠称为“安普”,他们在刀刃上要铸上好几层不同的铁和镍。安普们既是备受尊敬的工匠,也是文学、历史和秘术方面的专家。虽然在许多岛屿上仍能找到那些令人尊崇并使用传统方法铸造优质短剑的安普,但他们的人数正在急剧减少,而且越来越难以发现其技艺的后继者。

　　基努文化空间(爱沙尼亚)最明显的标志是社区妇女所穿的毛线手工制品。妇女们在家里用传统织机和本地羊毛编织手套、长袜、裙子和上衣;这些引人注目的服装上有许多象征性图案和颜色,皆植根于古老的传说。

　　在乌干达,树皮布制作工艺涉及某些人类最古老的知识。这是一种史前技术,早于纺织术的发明。树皮布主要用于加冕典礼和治疗仪式、葬礼和文化集会,但也用于窗帘、蚊帐、床上用品及储藏。随着19世纪阿拉伯商队带入棉布,其生产放缓,树皮布的文化功能和精神作用减弱,直到最近几十年才得以复兴。

　　在法国,“艺术大师”制度对乐器制作、纺织艺术和书籍装订等领域的数十位模范工匠进行了表彰。该制度的目标是支持这些工匠将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传授给他人。

　　在立陶宛的普里埃奈市已经建立了一个中心和工作坊,以推广该地区的十字架制作传统。在这里,学徒们可以向师傅们学习十字架制作技艺,以满足当地城镇和私人客户(包括国内和国际客户)的需求。

　　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注释 

　　[1] 《公约》中文文本表述为“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对照英文文本中的oral traditions and expressions,完整的表述当为“口头传统和口头表现形式”。这里一仍其旧。——译者注

　　[2] 《公约》既不包括语言本身,也不包括作为一个整体的语言(语法、词汇、句法),但强调语言是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载体。没有语言,口头传统和口头表现形式就不能存在。此外,几乎所有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有关宇宙的知识到仪式和手工艺——都与语言相关,或依赖语言开展日常实践,并代代相传。转述自UNESCO,“Questions & Answers,”Kit of the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 Paris: UNESCO, 2011, p.7. ——译者注

　　[3] 原文以图文方式述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大领域的若干实例。每一领域中出现的实例类标题为译者所加。相关遗产项目的信息可查阅教科文组织网站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专栏:https://ich.unesco.org/en/lists。——译者注

　　[4] 尽管宗教为社区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但宗教并没有因此而被《公约》包括在内。但《公约》述及受宗教启迪的文化实践和表现形式。例如,根据《公约》第二条,社会实践、仪式和节庆活动被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领域。转述自UNESCO ,“Questions & Answers,”Kit of the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 Paris: UNESCO, 2011, p.7. ——译者注

　　[5] “宫廷宗庙祭礼乐”(韩国)于2008年纳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从《公约》网站提供的简介来看,该遗产项目不间断的传承已有500多年。——译者注

　　[6] 《公约》的重点是保护(safeguarding)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确认和确定这类遗产本身以确保其继续的再创造和传承——而不是通过知识产权从法律上保护(protecting)特定的表现形态。在国际层面,知识产权主要属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职权范围。但是,《公约》在其第三条中指出,其任何条款均不得解释为影响缔约国从任何有关知识产权的国际文书所获得的权利和所负有的义务。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应用知识产权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令人满意。主要的困难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演进和共享性以及这类遗产往往是集体拥有的事实相关。的确,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承载和实践这类遗产的社区和群体的不断再创造下发展起来的,因此保护一种特定的表现形态,如一段舞蹈的表演、一首歌的录音演绎,或一种药用植物的专利使用,可能会导致冻结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阻碍其自然的演进。此外,由于社区正是创造、维系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区,因此很难确定这类遗产的集体所有者。转述自UNESCO ,“Questions & Answers,”Kit of the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 Paris: UNESCO, 2011, p.8. ——译者注

　　*原文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工具包”系列小手册之一，译自UNESCO,“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Domains,”Kit of the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aris:UNESCO, 2011.英文版和其他多种语言版本可从教科文组织数字图书馆获取：https://unesdoc.unesco.org/。

　　译者简介： 巴莫曲布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专题数据库建设:口头传统元数据标准建设”(编号:16ZDA160)的延伸性成果;

　　本文原载《民间文化论坛》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