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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简·史密斯]遗产本质上都是非物质的:遗产批判研究和博物馆研究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18-06-29  作者:劳拉简·史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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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近年来,国内外学者认识到遗产事业长期围绕遗产的物质形态谈遗产,回避了从人本、文化等本质的层次上探讨遗产的文化价值。在国际遗产学界,更全面认识遗产的努力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汇聚成了遗产批判研究(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Critical一词的意义接近中文里的“慎思明辨”,因此这一研究潮流是对传统的科学保护观的反思,是遗产研究的新发展。学者们发现,遗产不是预先存在的,而是建构的;其价值并非蕴藏在遗产的物质形态里,而是人赋予的;其价值是因人而异的,对同一遗产不同群体往往有多样化的理解,遗产保护专家之外的其他利益攸关方十分重要,遗产保护、利用时应增加协商、努力形成共识;遗产本质上是文化实践过程,与国家认同、地方感、记忆传承、身份建构等主题相关。遗产研究不再局限于“如何保护”的技术化探讨,为谁保护、为何保护、遗产的利用成为更受关注的课题。

  劳拉简·史密斯致力于对遗产再理论化,挖掘不同社会群体对遗产的理解与传承、利用方式,其“权威化遗产话语”(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思想在国际遗产学界影响很大,其研究为人本、文化层次的遗产研究提供了理论工具。大运河作为跨度极大的活态遗产,过去对沿岸民众的生活有影响,今天依然有许多民众的生活与其密切相关,例如运河船民。运河学研究需要加强运河文化研究的力度,关注历史上、当代的民众与运河的多种联系,见物、见人、见生活。

  摘要:本文回顾了遗产研究的历史,梳理了遗产批判研究的发展脉络与研究主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遗产的新的理论思考,即遗产本质上是一种制造意义的文化生产过程,包括激发观众的记忆,建构其身份认同,地方感等。通过对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博物馆的观众进行访谈,本文展现了观众参观过程中体现的记忆和身份认同。不同的社会群体对于遗产有多样的利用与理解的方式,遗产和博物馆专家不能一直主导遗产利用和观众社群重构遗产的方式。创造历史感的不仅仅是与遗产相关的机构,在博物馆和遗产点的观众同样会建构历史感。博物馆观众是遗产的利用者,他们用多种方式去理解和利用遗产制造。

  关键词:遗产批判研究;身份认同;历史感;遗产制造

 

  一、引言

  尽管遗产研究和博物馆研究关注的对象相同,都关注遗产的方方面面,但是无论是有关遗产的学术研究还是遗产保护实践,通常与博物馆研究彼此隔绝。然而,随着一股新的研究潮流的兴起,文化遗产的跨学科研究与实践正在增加,与此同时,博物馆研究与其他遗产研究的隔绝状态正在逐步消解。罗德尼·哈里森[1](Rodney Harrison)将这股研究潮流称为遗产批判研究(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

  本研究首先回顾了遗产研究的发展脉络,指出了新兴的遗产批判研究为何出现、为何必要。通过这一回顾,我想强调,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遗产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生产过程,遗产研究与遗产实践涉及到的诸多学科都参与到遗产制造的过程中。其次,我要探究博物馆实践(包括收集、策展、展览等等)如何参与了遗产制造的过程。本研究还指出,观众在博物馆与遗产地参观,是另外一种制造遗产的过程。

  二、英语文献中的遗产研究

  1985年,大卫·罗温索(David Lowenthal)出版了《过往即他乡》(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2],这是学术界开展遗产研究的开始(至少在英语世界是如此)。在英语世界中,除了罗温索之外,还有怀特(Wright)[3]和休伊森(Hewison)[4][5]从历史学的角度,沃什(Walsh)[6],桑克斯和特利(Shanks and Tilley)[7]从考古学的角度,班尼特(Bennett)[8]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遗产。罗温索等学者对遗产的研究,是对三种相互交织的社会事件作出的回应。这些事件包括:

  一, 自二战结束以来,部分人类的创造物被视为脆弱的、有限的资源,人们认为需要把它们保护起来,以利于子孙后代。公众对此兴趣高涨,各国以及国际上也制定了相关保护政策。

  二, 在人们看来,对遗产经济价值的利用没有受到限制。这种利用形式在持续增多。这表现在以下两种形式:(1)旅游部门介入遗产,导致人们担忧,遗产地和遗产地历史可能会商业化或迪士尼化;(2)社区博物馆、生态博物馆、遗产中心日益发展,这对传统的以国民意识、公民意识塑造为核心的大型博物馆构成了挑战;这一时期博物馆日趋多样化,也往往出现一个特点,即为尚未实现工业化的或边缘化的社区提供了简便的改善经济的途径。

  三, 许多西方国家在政治、社会层面转向保守。例如,利用遗产与守护遗产的观念作为保守的社会与文化政策的基础。这种现象引发了学术界的关注,也促使学者们开始关注遗产的经济层面。这是与前面两个社会事件密切相关的第三种事件。

  从许多方面来说,这一时期的遗产研究出现了重大偏差。理解遗产的方式有以下两种:

  首先,遗产管理与遗产保护趋于技术化,被一种话语所主导,我称之为“权威化遗产话语”(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或简称AHD(史密斯,2006) [9]。它指的是一种专家和技术话语,源于19世纪西欧建筑学和考古学关于遗产保护的讨论。这种话语聚焦于那些在审美上给人愉悦感或有很久历史的物件、遗址、地方和景观,认为当代人有责任保护它们,从而传给子孙后代。这种传承的观念被突出强调,以致于当代人没有积极利用遗产的权利,因为其中的道德要求是将这些文化财富原封不动地传给子孙后代。根植于这种话语的是一种观念,认为物质文化的价值蕴含在物质载体中,与人没有关系。遗产被认为是脆弱的、有限的和不可再生的,必须要通过专家来保护,专家指的是考古学家、博物馆策展人、建筑师等等。他们被自然而然地看作是过去的保护者,能理解遗产的价值,并向国内和全世界的听众传达遗产的价值。

  对遗产内在价值的假设也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即遗产代表的都是过去好的方面,它有助于现在和未来文化特质的持续发展。这种话语也强调身份建构。遗产与身份的建构有关,尤其是国家身份的建构。虽然从未有研究深入探讨遗址或地方是如何有助于身份建构的,但是二者的关联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权威化遗产话语不仅建构了一种对遗产的定义,还建构了一种权威化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被用于理解和处理一些有关身份的社会问题。当然权威化遗产话语并不是单一不变的,而是动态变化的,也不乏争议。尽管如此,一种权威化的对遗产的理解仍然存在,也导致了某些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话语是真实存在的。其中一种后果是,它排除了不同的或相反的对遗产的理解方式。另外一种后果是,它不断地使构成这一话语的知识和价值更加合法化。

  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术界开始设立研究生课程,为遗产和博物馆从业人员提供职业培训。这些课程很大程度上被权威化遗产话语框定,倾向于强调技术化的管理和策展的过程。这一时期的遗产研究文献也反映了这一点。正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指出的那样[10],大量文献聚焦于实际的、实用的问题,如遗产保存、保护与管理、价值评估、法律、政策、最佳实践案例、遗产伦理。博物馆、考古学和建筑学尤其关注这些方面。这些领域的许多研究是在考古学和建筑学参与文化资源管理/文化遗产管理和建筑保护/保存的过程中产生的。

  第二种理解遗产的方式认为遗产是“虚假的历史”,这种看法深受罗温索观点的影响[11][12][13]。当时在英国,遗产被公开用于捍卫社会上和政治上的保守信念,即过去的东西更好,西方社会应该回归到被遗忘的、过去的社会文化价值。在遗产研究早期,学界讨论的重点在于,人们如何用遗产支持保守的价值观。因此,在其初期,遗产研究是沿着两条相当狭窄的路径进行的。一条是技术路线,它相信遗产专家的力量,认为遗产在政治方面的作用小到忽略不计,或完全可控。这些专家受过训练,被认为是客观的、职业的,他们对于国家和国际上的遗产法律、政策如何技术化地应用非常擅长。第二条是学术路线,以一种精英化的对遗产的认识为基础。遗产被认为是历史的对立面或通俗史学,人们必须要以怀疑的态度看待遗产,遗产需要由专业人士掌控,例如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博物馆策展人。

  遗产研究一直沿着以上路径开展,尽管拉斐尔·塞缪尔(Raphael Samuel)提出了有关遗产的深刻见解。塞缪尔在《记忆剧场》[14](1994: 225)中指出,遗产已经成为了“我们时代主要的社会运动之一”。他认为,遗产被用于支持保守价值的现象的确存在,但这并非事物的全貌,遗产有多种社会化和政治化的利用方式,值得学术界关注。值得一提的是,以上学者每一位都影响了此后的遗产研究,但影响的程度有很大差别。例如,搜索谷歌学术(截止到2011年5月)的结果表明,1995年重印版的罗温索的《过往即他乡》被引用了2600次,他1998年的著作《遗产的十字军东征与历史的破坏》(The Heritage Crusade and the Spoils of History)[11]的被引用次数还要多出500次,罗伯特·休伊森的著作《遗产工业》(The Heritage Industry)[5]的被引用次数超过了900。塞缪尔的《记忆剧场》被引用次数只有380,尽管我认为这本书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更好的分析遗产的指南。当然,谷歌学术并不准确,塞缪尔去世时相对年轻,而罗温索八十多岁了依然很活跃,不过从这些数据仍然可以看出,在遗产本质和意义这一问题上,不同观点的影响力有多大。

  权威化遗产话语坚持对遗产的技术化理解,罗温索等学者引领的遗产研究路径看上去和它是对立的,实际上仍然再现了这一话语的一些要素。他们的遗产观是把遗产地的游客或遗产使用者看成是被动的消费者,只有在专家的介入下才能理解过去的真正意义。这种遗产观是罗伯特·休伊森的观点的翻版,休伊森称之为遗产工业批判。它还关注有关遗产的真实性、遗产的所有权等问题,把遗产定义成是保守的、被动的,而非积极的、有创造性的。此外,这一时期的遗产研究和博物馆研究是彼此隔绝的。如果检索遗产研究文献,直到21世纪最初几年,遗产研究中很少提到博物馆研究。

  这就是20世纪末时,遗产研究陷入的僵局。然而现在出现了大量罗德尼·哈里森[1]称为遗产批判研究的文献。我认为,对遗产研究的兴趣大量增加,并非是由于罗温索等学者的学术引领,而是源于遗产和博物馆研究中对遗产实践的关注。实际上,对遗产实践的关注引发了一些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激发这次研究转向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遗产和博物馆的社区参与。当遗产和博物馆研究都开始关注社区时,它们开始有了对话,因为当它们试图让社区参与或融入遗产保护时,遭遇了相似的来自社区的阻力。由于权威化遗产话语建构了有说服力的、精英化的遗产定义,影响很大,它成为了各个社区群体批判的焦点。社区群体往往以不同于权威化遗产话语的方式去利用遗产。遗产和博物馆专家进入社区从事遗产工作时,往往不同程度地带有传教士般的“做好事”的热忱,这也可能引发批评。然而,由于执行社区融入政策,社区参与遗产保护的效果不佳。这一政策在不经意间同化了边缘化的社群,使得他们用权威化的方式去理解文化与遗产。这一过程维持了权威化遗产话语建构的排除他者的叙事,导致一大批社群被进一步边缘化,加重了他们的反感。

  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起,原住民群体对他们的遗产地管理中专家话语的优先地位提出了挑战[15][16][17][18][19]。许多非西方的评论家也开始挑战西方遗产管理模式的合法性。长期以来,西方遗产管理模式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ROM)、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等机构,强调西方遗产的观念与实践是普世适用的。此外,在西方国家内部,按照共同的地域或共同的文化、族群、社会或政治经历形成的一些社群,也开始宣称他们的遗产观与传统的专家知识不同。

  我认为,社区和非西方地区对西方遗产管理模式提出挑战,这并非偶然。因为遗产在一国内部乃至全世界都在扮演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社会资源,还是一种政治资源。20世纪后期,承认差异性成为政治角力的领域。政治哲学家认为,这种政治实践的新方式提供了一个推进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平台,在此基础上,原住民等弱势群体可以提出要求,让他们可以更公平地分配到财政、福利、住房和教育等权力资源。南希·弗雷泽(Nancy Frazer)[20][21]认为,“承认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的基础是必须承认不同的社群有不同的历史、需求和诉求,他们可以提出要求,得到形式上和物质上的承认。为了实现平等和公正,要给予他们物质上的补偿[22]。与此同时,社会大众、学术界对遗产的兴趣高涨。我不是说公众对遗产的兴趣与承认的政治有直接关联。然而,遗产的确经常被人当作物质或权威的证据,用于身份认同。这有助于我们理解社区群体为何在这个时期,如此急切地渴望掌握自己的遗产,在对遗产的理解上发出自己的声音[23]。

  学术界需要对不断增长的社区能动性作出回应,由此产生了大量对遗产的批判性思考。例如,丹尼斯·班敦士(Denis Byrne) [24][25]研究了遗产所发挥的新殖民主义的作用,一部分学者批判地梳理了欧洲的社会融入政策。还有一些文献推进了对遗产实践的理论思考,探讨机构化的遗产实践、政府政策、话语、法律工具与社区、社区等其他利益相关方在遗产管理、利用、阐释上的不和谐。这方面文献的数量虽然少一些,但是影响很大。

  随着公众或社区对遗产的兴趣越来越高,遗产旅游方面的研究在显著增加。除了对遗产工业的批判之外,最近很多学者深入分析了遗产旅游的展演特点,以及文化意义、社会价值和品位的建构方式 [26][27][28][29][30][31][32][33][34][35][36][37]。在这些研究中,遗产地的观众和游客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遗产研究让人们有机会去质疑所谓的“众所周知”的旅游研究和营销。长期主导遗产研究的“原真性”、怀旧等议题,也开始被重新思考。遗产阐释策略受到许多质疑,学者们提出了新的研究问题,如人们通过哪些方式利用遗产,使某些历史叙事合法化或去合法化。在此之前,遗产和博物馆领域的人往往自满地认为,遗产阐释要做的就是阐释最佳的遗产实践,即以最有效的、最具参与性的方式教育被动的观众,或为他们提供学习机会。如今,这种认识开始被瓦解。

  大量文献涉及到的第二个主题是遗产冲突和遗产争论,最为人所知的是文物返还、文物交易、基本的遗产保护问题与实践。不少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力图批判地看待遗产问题。学者们还越来越关注“创伤遗产”(“heritage that hurts”),该术语源于乔伊·萨瑟·瓦格斯塔夫(Joy Sather-Wagstaff)[38]最近出版的专著的书名,最早是由泽尔和巴兰坦(Uzzell and Ballantyne)[39]提出的。这类研究关注的是对遗产多样性的认识,研究对象并不局限于有争议的遗产和警世遗产(difficult heritage),而是扩展到所有的遗产。既然人们对待所有遗产都可能持有不同认识,那么遗产具有普世价值这一权威化遗产话语的假设也就难以成立了。

  还有部分研究涉及到第三个主题,即遗产如何建构了民族主义叙事和其他形式的整齐划一的历史。学者们发现,社会中某些社会、文化群体和族群常常因为在社会中是从属者,其身份被人忽视,导致他们政治上被边缘化。一些研究探讨了在教育与管理国家认同、公民价值、公民品味、公民行为的过程中,纪念碑和博物馆如何发挥政治功能。艾玛·沃特彤(Emma Waterton)和史蒂夫·沃森(Steve Watson)等支持“非再现理论”(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的发展,罗德尼·哈里森,托尼·班尼特(Tony Bennett)等学者探讨了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与遗产研究的关系。

  遗产批判研究的第四个主题是,遗产作为一种文化、社会现象,在西方文化的社会、经济、文化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遗产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这一类研究特别关注记忆和身份问题。上文提到,对于遗产和记忆是如何相互关联的这一问题,目前相关研究非常少。在社区遗产和记忆的相关研究中,二者的关联开始有了迄今为止最清楚的论述。学者们还运用记忆和纪念的理论,探讨社会身份和地方感的关系。有的学者研究了纪念、记忆与忘却过程中遗产所发挥的文化工具功能。亚尼夫·波利亚(Yaniv Poria),丹尼斯·班敦士(2009)的研究提醒我们,遗产也与情感有关,遗产的情感维度对我们理解身份、记忆、地方感、博物馆、遗址阐释、游客动机都有影响[35][48]。

  最后一个正在兴起的研究主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激发了更多对这个主题的探讨。克什布拉特·吉布利特(Kirshenblatt-Gimblett)[28]的研究证明,这个公约的出现只是在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之外,随意增加了第三种遗产类别,即非物质文化遗产。尽管如此,一些学者认识到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进行了一些有趣的讨论,促进了对遗产实践的重新思考。

  我对遗产的理解来源于上述文献[9]。长期以来,遗产被看作是物质对象、遗址或地方。下面我将挑战这种观念,提出我对遗产的理解。

  三、遗产制造

  遗产是重要的、有活力的。它是动态的,而非凝固在物质形态中的东西。它包括一系列发生在特定地方或空间的行为。虽然遗产是在地方上发生的行为,但是这些地方之所以成为遗产地,是因为在这些地方发生过的事情制造了意义,承载了人们的记忆。遗产地也给发生在这里的事情提供了场景感与真实感。

  遗产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它不是具体的某一次活动,而是一系列的活动,包括记忆,纪念,知识和记忆的交流与传承,身份认定,社会文化价值、社会文化意义的认定和表达。这一过程可能推动社会进步,也可能维持保守价值。

  遗产的本质是一种经历,一种社会文化展演,人们通常积极地、自觉地、批判地参与其中。遗产产生了什么影响?被认定为遗产将会产生哪些后果?遗产活动带来的是人们创造的情感和经历,以及人们对它们的记忆。这些会让人们产生认同与归属感。此外,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网络与联系被不断地创造、再造,而不是维持现状。遗产活动促进了这些网络与关系的再造。在遗产活动中,人们产生、审视、思考、拒绝、欢迎或改变有关过去和现在的社会文化价值、意义与理解。身份并非仅仅是产生于遗产地,被遗产地再现的静态之物,当人们、社区和机构基于当今社会、文化、政治需求,重新阐释或评价过去,记起或遗忘过去时,身份被不断积极地重构、协商。

  遗产的本质是一种文化过程或涉身的展演(embodied performance),有很多不同的层次和背景。在下文中,我将介绍其中三个层面。

  四、三个层面

  首先来看机构层面的遗产制造。当遗产部门和政府拟定、实施文化政策和资助政策时,它们在参与遗产制造;当博物馆和遗产专业人士就收集文物,是否举办展览,是否保护或保存某些遗产地或建筑物,以何种方式阐释遗产或不阐释遗产做出选择时,他们同样是在参与遗产制造。国家或国际的遗产名录是遗产制造的产物,因为它代表了什么是过去、什么是现在的特定信息和观念。博物馆展览也以同样的方式制造遗产。遗产地和博物馆的展品并非是被发现的,而是被认定的,它们代表的是遗产和博物馆专家们想要讲述的遗产故事。

  遗产制造的第二个层面发生在社群。然而前期的遗产研究中经常忽略的一点是,遗产专家这一群体本身也是一个社群[22](史密斯,沃特彤,2009)。博物馆员工和遗产官员可以被理解为遗产事务中的利益共同体。他们和其他遗产利益攸关方一样,与遗产物和遗产地打交道、控制它们,在这一过程中建构了自己的职业身份[22]。

  在个体层面也存在遗产制造。尽管机构(例如博物馆和遗产机构)通过精心设计、组织展览、运用阐释材料来指导和影响观众的遗产制造,但他们不可能总能控制观众对遗产的理解。因此,遗产制造的第三个层面发生在个体层面,尤其是人们去遗产地和博物馆展览的时候。我的许多研究关注的正是第三个层面。

  五、具体案例

  我曾经在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的许多博物馆与遗产地对来参观的观众进行访谈。迄今为止,我自己访谈或指导研究生访谈了24家机构,超过3500名观众。这些材料显示,当观众在博物馆和遗产地参观(他们称为休闲游)时,他们参与了一系列的记忆与认同的塑造工作。

  研究中最为显著的发现之一是,人们去博物馆和遗产地的时候,很少说自己是去学习或受教育的。人们更愿意说自己去这些地方是为了加深已有的知识、感觉或观念,下面是几个典型的例子:

  “每次我们来这样的地方,都会加深已有的印象,让我觉得做一个澳大利亚人很棒。……我觉得自己没有收获新的东西,但是我的知识和观点得到了深化。我来这里得到的就是这种深化。”

  “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没来这里参观之前,我已经有了类似的知识和经历。我觉得来参观只是加深了我原来的看法。”“不,不,我不觉得展览改变了我原有的看法。我认为它起到的是巩固强化的作用。显然这里有我原来不知道的信息,但也只是巩固了我之前的看法而已。”

  当被问到“你今天看到的东西有什么改变了你对过去或现在的看法吗?”83%的观众要么说没有,要么说只是加深了已有的知识或感觉。即便对于部分试图挑战人们既有的想法或揭示隐藏历史的博物馆展览,例如英国参与贩奴贸易的展览,观众的回答也是类似的。部分观众指出,他们参观博物馆或遗产地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强化已有的观念:

  “我猜人们看展品就是为了强化自己的认识。” “我们来到这里参观,是因为它能巩固我原来的见闻,让我对自己身为澳大利亚人而自豪。”

  正如大卫·罗温索,罗伯特·休伊森和其他学者所担心和预测的那样,观众在博物馆和遗产地构建的是对国家叙事保守的、爱国的理解。例如观众参观英格兰名人故居时,会基于阶层区隔产生一种民族自豪感,并对其“脱帽致敬”:“这是我们英格兰历史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我们的生活还会很差,名人故居让我们有了脱帽致敬的对象,这让我们变为历史的一部分。”

  参观名人故居不仅与国家有关,还和白人中产阶级在英国社会的地位有关。“与遗产接触是非常重要的休闲时光,这个行为本身就很中产……尤其对中产阶级十分重要,它给我们带来愉悦的感受。当然了,不同的地方吸引不同的人。” “这对大部分的人来说不算什么,人们宁愿去购物。参观名人故居似乎是一种中产阶级趣味,取决于一个人的教育程度和成长环境。它反映了你所接受的教育的培养目标。”

  在这些例子中,英国的权威化遗产话语塑造了观众与名人故居的互动方式和他们对这类遗产的意义的理解方式,建构了他们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培养了他们对所属社会阶层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建立的基础在于他们对阶层差异的理解,以及中产阶级的能力展演,即他们拥有某种品味与技巧,能够解读名人故居精英式的审美意义 [9]。

  在澳大利亚的国家建构中,乡村地区被赋予神话般的重要地位。对于参观史托克曼名人堂的部分观众来说,这种观念在参观结束后被强化了。这是一个位于昆士兰乡村的博物馆,距离布里斯班1200公里,讲述的是欧洲牧场工人的故事。这类人在美国被称为牛仔,在阿根廷被称为南美牛仔。这些工人在有关澳大利亚起源的叙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甚至颇有一些浪漫色彩。不过,这家博物馆在讲述这段历史时也突出了原住民的重要性,这对澳大利亚国家建构的叙事提出了挑战。澳大利亚历史上就是一个大量人口集中在城市的国家,89%的人口居住在澳大利亚沿海城市。因此,这家博物馆描绘的乡土生活并非大多数澳大利亚现在或过去的实际经历。然而尽管如此,一些观众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澳大利亚:

  “原野才是真正的澳大利亚,城市不能代表澳大利亚。”

  “我觉得博物馆激起了我很多情绪。身为澳大利亚人我觉得非常自豪。这里体现了澳大利亚内陆的精神,在我看来,这才是澳大利亚的精神支柱。”

  很多来自乡村的观众认为,这家博物馆能够让生活在城市或沿海一带的人理解身为澳大利亚人的真正意义和价值,例如有的受访者认为:

  “我觉得城市居民需要知道澳大利亚的遗产是什么……我觉得需要有人告诉他们这些。”“澳大利亚乡村的历史被掩盖了……这也可以理解,但是……有一些城市居民一直住在城市,毫不了解……如果你没有在乡村呆过,…..你就不会理解那里的事情。他们把一切都当成是理所当然的。”

  有趣的是,很多来自城市的观众看了这个博物馆之后,表达了谦卑的心情以及对乡村地区的负疚感,甚至有些人说自己是以崇敬的心情进行朝圣之旅。这无疑巩固了澳大利亚的权威化遗产话语,以及乡村在澳大利亚的国家认同中享有的历史地位。例如有人指出:

  “展览开阔了人们的眼界,让人们知道先驱们开拓澳大利亚时遭遇了怎样的困难,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来这里朝圣。”

  这些受访者所拥护的澳大利亚先驱者的神话低估了城市里、多元文化社群在澳大利亚国家身份中的作用,也掩盖了许多事情,例如对土著农场工人的镇压、经济压榨和性剥削。这些例子也许验证了罗温索和休伊森对遗产的看法,即遗产是虚假的历史,本质上是保守的。当然,在这些例子中,人们是利用遗产起的作用去巩固某些保守的价值与身份建构,使之合法化。不过,也有受访者从批判的视角看待身份建构问题。

  在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劳工历史博物馆和劳工文化节中,遗产也可以用于个人和社区身份的建构。通过吸纳更进步的理解遗产的方式,博物馆和遗产地可以成为家族或社区记忆的追忆之所,帮助观众将这些记忆及其背后的价值传递给他们的亲属和孩子们。例如有的受访者说:

  “到这里让我的记忆复苏了,能与家人分享真是太好了。”

  “这里能让人了解过去,不然人们就不记得了,记忆是很重要的,记忆蕴含在景观和建筑物中。”

  “我一度感觉自己回到了历史,……它把历史讲得非常清楚,加深了人们对过去的感受。”

  这些回忆通常强化了进步的政治价值,如作为某个社区的一员的意义是什么。其他人运用回忆和怀旧对当下进行了评判:

  “这不断提醒我不要忘记过去发生的事情,……统治阶级不关心任何人,只关心他们自己……我在工会工作,我知道这样的事情还在发生,我们仍然在与管理层斗争,阻止他们盘剥工人。”

  “这片土地并不会让所有人感到愉悦,虽然很难,但是他们(此处指1984-1985年英国煤矿工人罢工的领导者)有勇气站出来。政治影响每一个人,并非只有在议会里才有政治。”

  “我来自一个煤矿村,我在思考的是产业关停后带来的文化和社会影响。”

  我在开展调查的其它遗产地,也听到了人们对遗产带来的记忆和身份建构的思考。例如,参观墨尔本移民博物馆的澳大利亚人和参观劳工历史博物馆的英国人一样,通过参观遗产地重塑记忆与身份。观众通过参观博物馆不仅回忆、思考父辈或祖父辈讲述的移民的故事,还会协商他们家庭的文化价值和当代澳大利亚的价值。在这一过程中,观众通常会产生非常敏锐的对社会和个人的领悟。

  研究材料所揭示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是人们对遗产机构遗产制造的反思。2007年是英国通过《废奴贸易法案》两百周年。在英国的非洲裔加勒比人去参观博物馆,目的是试探公众对这一话题的讨论热度,看英国社会在多大程度上承认奴隶贸易的历史,他们想了解博物馆作为国家机构,在多大程度上能恰当处理种族主义和多元文化的议题,或是否回避此类议题 [49]。非洲裔加勒比观众主要是通过参观来观察英国白人社群是如何表达这一主题的,而不是通过参观重构或确认自己的身份。例如有的受访者表示:

  “我认为,此次展览是一个开始,让民众了解英格兰或英国参与到了奴隶贸易之中,也给我们传达了一个信号,即社会对我们遭受的苦难有了部分的承认。至于这种承认是否会融入英国的生活、历史和教育,还有待观察。”

  以上是我近年来对博物馆和遗产地的观众所作的访谈的一部分。因篇幅所限,我不可能一一呈现。我要强调的要点有下面几个:首先,遗产有多种利用和理解方式。第二,这种多样性不仅仅存在于不同种类的博物馆和遗产地,而且存在于每个博物馆和遗产地。第三,遗产和博物馆专家不能一直控制民众和不同社群利用和重构遗产的方式。第四,遗产在社会中的作用不会一直让我们喜欢,但是人们不能忽略遗产的作用,遗产不能成为虚假的历史。第五,创造历史感的不仅仅是遗产机构,还有去博物馆和遗产点的观众。博物馆观众作为遗产的利用者,并不是被动的,他们积极地用多种方式去理解和利用遗产制造。

  六、结论

  本文首先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遗产研究进行了学术史的回顾,指出了遗产批判研究兴起的背景与几大研究主题。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对遗产本质的新的理论思考,并通过分析英国、美国、澳大利亚许多博物馆和遗产地的观众的访谈,阐释了对遗产的新的理解。

  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博物馆和遗产地并不是“安全”之地,不是被动的,而是动态的,对它们的理解也往往是有差异的。我们可能不会一直喜欢那里产生的多样的意义,也可能不喜欢这样的一个事实,即我们不能一直掌控意义生产的结果。回想遗产研究最初形成时,遗产学者意识到我们不能控制遗产所产生的所有影响,可能感到恐慌,进而不信任遗产,将其指斥为虚假的历史。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把遗产控制在专家手中,例如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博物馆策展人。我认为这是一种短视的想法,贬低了遗产现象的重要价值。正如拉菲尔·塞缪尔(Raphael Samuel)指出,遗产不仅仅是一项社会运动,也是关于身份、地方和记忆的带有主观性的政治协商。遗产是建构或重构文化社会价值和意义的时刻或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遗产本质上都是非物质的。遗产是一种过程或展演,我们个体、社群或国家可以从遗产中找到价值和文化社会意义,从而帮助我们理解现在、我们的身份以及我们所处的位置和社会地位。这一过程并不局限于遗产地管理的技术化政策、遗产保护、博物馆策展或世界遗产名录。

  遗产批判研究需要明确聚焦于遗产使用者和他们对遗产的使用方式,重视它们与权力、地方、阶层、族群、种族、不同身份之间的关系。遗产批判研究需要保持批判性,它需要提出尖锐问题,探讨权力和意识形态的使用,记忆和身份是通过什么方式被塑造的,服务于什么目的。它也对拥有专业知识的人们提出了挑战。用伟大的政治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话来说,尽管并非所有人都以知识分子为业,但所有人都是知识分子。同理,尽管并非所有人都以遗产为职业,所有人都在阐释遗产,进行遗产展演。

  这让我意识到遗产批判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让遗产更加民主。传统的理解遗产的方式往往令许多社群的权益受到人为压制,对遗产中社群权益的考虑可以推动我们朝新的方向去重新思考遗产。显然这对遗产和博物馆机构的很多人是一种挑战,但是如果要让遗产批判研究有意义,就必须启发实践、教育和培训,为遗产和博物馆机构提供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做事方式。新博物馆学从某种程度上已经对博物馆实践产生了影响,但是我相信未来仍有很大空间。在更广阔的遗产研究的范围内拓展博物馆研究,将会带来正面的效果。遗产批判研究也必须成为一个广阔的平台,吸纳非英语国家学者和实践者们的著述,尤其要重视来自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学者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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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载《文化遗产》 2018年第3期,62-71页。英文原文发表于Smith, L. 2011. All heritage is intangible: 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 and museums. Reinwardt Academy, Amsterdam School of the Arts.经授权,由张煜译成中文。

  作者简介:劳拉简·史密斯(Laurajane Smith),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SSCI源刊《遗产研究国际期刊》主编,其《考古学理论与文化遗产的政治》(Archaeologic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Heritage)《遗产的利用》(Uses of Heritage)等著作引领了国际遗产学界的遗产研究。张煜,浙江农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问学者。本文导读由浙江大学博士生马庆凯撰写。

文章来源:运河研究资讯 公众号 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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