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将美国史密森尼学会的民俗节庆实践，放置在公共民俗学的视域下予以考察，从民俗节的“台前”到“幕后”，再到经验借鉴三个层面，梳理和总结该机构举办民俗节的方式、方法和经验等，意在为我国进行相关节日民俗事象的研究和民俗节庆项目的策划提供理论借鉴和经验参考。

　　关键词：公共民俗学；史密森尼民俗节；节日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

 　　美国公共民俗学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展的如火如荼，其典型案例如闻名遐迩的史密森尼民俗节(Smithsonian Folklife Festival)。自20世纪60年代起，公共民俗学者与民俗承载主体或其他文化专家一道，通过策划和组织史密森尼民俗节(下文或简称民俗节)，在新的语境下展示或应用某种民间传统，并同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对这种实践活动作出批评、分析与理论总结[1]。可以说，美国正是通过每年举办此类民俗节庆活动，在近半个世纪以来锻炼培养出了一大批公共民俗学者。这些民俗学者与公共民俗学的相关实践互为助力、共同发展，早已成为事实。

　　一、史密森尼民俗节的“台前”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与现代民俗的多媒体传播值得关注。作为美国最大规模的一年一度的节庆实践和文化事件的史密森尼民俗节，备受公众瞩目。借助印刷物和电子媒介，该节日的读者或观众已逾4000万人[2]。该节日“借助博物馆操作模式及宣传教育手段，运用表演、工艺作坊、叙事舞台等方式来展示包括物质文化、饮食传统、民间叙事、音乐舞蹈、传统农业及航海等在内的所有民俗项目，展示包括区域性传统、职业性传统及美国国内各族群在内的大部分文化传统”[3]。

　　从史密森尼民俗节的相关网站，我们可以观察到“台前”信息。根据史密森尼学会官方网站上提供的相关信息，史密森尼民俗节，是由史密森尼学会民俗生活与文化遗产中心主办，针对“多元的、真实的、活态的”文化遗产，每年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广场户外举办的国际性展览会。该节日正是对社区文化范例的一种富有教育意义的展演。

　　主办史密森尼民俗节的史密森尼学会成立于1846年，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博物馆与研究综合机构，包括19家博物馆、美术馆和国家动物园，以及9家附属研究机构。它主要负责诸多学科领域的研究项目，旨在促进美国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当代草根文化的互相理解与可持续发展，特别是通过民俗节年会的形式，推进美国乃至世界多元文化的相互尊重和理解[5]。具体负责主办民俗节的史密森尼学会民俗生活与文化遗产中心，是史密森尼学会下辖的一个科研与教育机构，该机构致力于美国与全球的合作研究，主要进行民族志学和文化遗产政策导向的研究，同时维持拉尔夫·林兹勒(Ralph Rinzler)民俗生活档案与采集项目，还为一部分学者或文化爱好者提供教育与科研机会。中心主办的活动还有史密森尼民俗记录、展览、纪录片、研讨会、出版和搜集教育资料等，也为举办与该宗旨相关的文化事件提供了参考性模板。例如，2004年举办了国家战后重聚和首届美洲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节[4]。这些活动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方、国家和国际三个层面的文化遗产政策和相关实践活动，并且得到了学界、媒体与大众的广泛关注与参与。

　　史密森尼民俗节，首届举办于1967年，迄今已连续成功举办48届。近半个世纪以来，民俗节将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传统以特色项目或主题的形式展现出来，不仅包括美国本土不同地区的基于社区的传统，还包括来自其他国家地区的族群和行业群体。民俗节吸引了不同类型的传承人，其中包括音乐家、歌手、舞蹈家、手工艺人、工人、厨师、故事家等，具体化地表达与展示了他们的技能、知识及审美观念[2]。

　　作为节日，民俗节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便是节期。民俗节以年为周期，其举办时间通常是在每年的夏季，节期为两周，且与美国独立日假期重叠。具体到一天之内，白天和晚上均有项目，涉及音乐、歌曲、舞蹈、仪式表演、工艺品与烹饪展示、故事讲述、工人文化阐释和文化叙事等不同活动或专题。

　　举办民俗节需要活动经费的支持。民俗节主要依托民俗生活与文化遗产中心的经费来源，包括联邦政府财政拨款、信托基金、与各级政府的合作协议赞助、基金会补贴、个体与企业的赠品、民俗节的收入和民俗产品销售所得等[4]。

　　从展览形式上说，民俗节像其他博物馆展览一样，包括展览品的质量标志、图文展板、项目目录手册、学习中心、购物市集，以及优惠出售特色食品的营业摊点等。为更好地展现传统文化的语境，民俗节再现性地建成赛马场、印第安人村落、日本稻田画以及新墨西哥州土砖交易市场等文化场所[2]。

　　民俗节具有综合性的产出。多年来，它不仅吸引了来自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还被许多州和其他国家借用以重启地方文化的保护项目，从而附带产生法律、学会、教育机构、书籍、纪录片、录音和展览等多重形式的产出[7]，而且也出现了大量的直接以民俗节为主题的著作、纪录片、学术文章和评论。笔者曾尝试以“Smithsonian”、“Folklife”、“Festival”为关键词，在JSTOR数据库中组合精确检索题名和全文，发现有23条期刊论文和651条书评。这些多种类型的成果，依赖于数以百计技术人员的专家意见、志愿者的辛勤努力和赞助方的支持。

　　如今，史密森尼民俗节已发展成为对当代文化传统的兼具研究性展示的国际性范本，对政策、学者和民众三方均有强烈的影响，成为享誉全球的大型国际性民间艺术节。民俗节不仅鼓励文化实践者在民俗节上向公众介绍他们自己的文化，而且也鼓励参观者到现场亲身参与其中，获得不同的文化体验。总之，其宗旨就是为宣传和尊重不同种族的民间艺术遗产，让拥有不同文化传统背景的人主动向世人展示他们的文化，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正如史密森尼学会民俗生活与文化遗产中心前任主任理查德·古雷(Richard Kurin)所介绍的，民俗节是“各种各样东西的中和物，一个讲述全国各地不同人们故事的方式，而这些人的文化成就没有在博物馆及其收藏品中被展现”[9]。它可以以个案的形式给地方传统的传承人和社区注入活力，有助于他们进一步保存和创造文化资源。

　　二、史密森尼民俗节的“幕后”

　　民俗节的被策划或者说被制造，应该说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据美国民俗学会现任理事长迪姆·罗仪德(Timothy Lloyd)介绍，这一进程往往需要长达几年的论证时间。首先，选题一般要有政府官员、劳工协会或专业人士协会的领袖、社区领导和传承人的集体磋商，这需要处理和整合每个群体关于民俗、民间传统和文化遗产的不同观念。其次，关于资金问题，除了史密森尼学会提供的资金外，还要从外界筹集。再次，提前一至三年，学者团队要对每个项目设计的主题进行田野调查工作，通过实地考察论证地方人员网络、技能、语言能力和内部知识。最后，通过多次会议确定节日项目，关键还是预算问题[7]。经过一系列的有效运作，最终成功举办每年的民俗节。

　　曾在20世纪70年代参与过民俗节的策划与组织活动的罗仪德，在2013年年底来中国参加中美非遗论坛暨高层工作会议时，显示出了很强的组织协调能力。他善于与政府、基金会等各种机构打交道，同时又受过民俗学的理论训练，明白民众和政府双方的需求。只有将两方面的需求兼顾好，才能做好学者的双向沟通工作。他曾在《美国公共民俗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文中提到，在民俗节结束后的50个礼拜的时间里，他们要做的工作是，维持一个关于民俗和民间音乐的档案馆的运作，即“史密森民俗记录”。民俗节之所以能持续这么久，发挥教育功能之深入、广泛，不得不说与其有效的工作程序和配套的资料学建设工作有很大关联[8]。

　　为何民俗节始于20世纪六十年代并持续到现在?曾参加过2007年民俗节的李海伦(Helen Rees)在《综观美国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节》一文中，从四个方面做出了回答。第一，美国知识分子对美国本土文化价值的认识转变。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歌研究和民歌复活运动是其举办的基础。第二，美国在60年代社会历史发生的变化。60年代以前美国实行种族隔离，二战以后美国各阶层人士对社会和法律方面的变化要求越来越强，直至60年代“平等权益法案”(Civil Rights Act)。因此，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首届生活节举办的首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宣传和提倡美国不同种族的艺术遗产。也就是说，最早的几届生活节为什么主要注重本土文化，他们就是要体现地方文化权利，发挥其教育功能和学术研究价值。第三，民俗节颇受美国各地民众欢迎，有不少国家、地区、美国州及其他社区都愿意参加。第四，每年组织和培养几百名志愿者，负责民俗节的具体勤杂工作。这些年轻的学者、学生和民间文化爱好者，认为参加美国规模最大的民间艺术节是很有价值的事情[10]。

　　通过上文我们了解到，民俗节如何产生和为什么产生，但仍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追问。如果从学理上思考，民俗节的成功举办与民俗学由Folklore向Folklife的理论转变思潮的关系不容忽视。Folklife最早由瑞典学者西格尔德·艾里克森(Sigurd Erixon)于1930年代提出，认为“民众生活”最重要的研究任务之一便是对社会与职业群体特征的总体研究。用“民众生活”(Folklife)取代“民俗”(Folklore)一词，意味着用生活取代了知识，强调了民俗与当下的相关性，意味着“过去”是“当下”生活过程的一部分。但是，直至1950年代“民众生活”才在北欧民俗学界被广泛使用[11]，美国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定程度上也受此思潮的影响[12]preface。

　　据安德明的研究，美国民俗学的研究重点确实有这样一个转变，即由物质民俗到文学和语言艺术，再重新扩展到物质民俗。“在美国民俗学会成立的早期，其中的一大批成员都是博物馆工作者，关于物质民俗的研究，可以说是当时民俗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但后来，由于大学的民俗学教授大都是在英语系或文学系工作，他们的研究的侧重点是在语言文学方面，而正是他们培养了民俗学的学者队伍，他们的思想也因而成了主导的思想，所以使得民间文学方面的研究逐渐在美国民俗学界占据了统治地位，而关于物质民俗的研究则在很长一段时期被划在了民俗学的研究范围之外。……进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随着欧洲民间生活运动影响的逐渐扩大……又逐渐出现了关于民间生活的研究机构和研究著作”[1]。

　　既然我们明白了民众生活与当下的相关性，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在民俗节上，异文化群体仅凭几天的文化接触，如何能够理解他者的文化?文化的相互理解，这不仅牵涉组织模式的问题，更是一个理论问题。我们看到生活节的组织模式，一般有立项、实地考察、团队工作等几个环节，像第48届民俗节中国团队至少有6人，每人都有不同的分工。为什么能够理解彼此的文化?这主要是由于民俗具有教育功能的缘故。史密森尼民俗节特别强调教育性，所以，组织者往往会比较系统地介绍每位演唱者、手艺人的文化背景以及其作品的意思等内容，以便观众深入了解和欣赏他们的展演。为更好地理解对方的文化，民俗节还提供文化交流的平台，鼓励民间艺术家面对面地跟观众聊天，自己介绍自己的文化遗产。此时便需要文化翻译者，这也往往是一个令组织者捉襟见肘的问题。从民俗节的举办经验来看，它往往会雇用一些在某个专业领域有长期研究经历的专家学者充当翻译志愿者。

　　当然，有了民俗教育和文化翻译这两点，不一定就可以说，双方能够很好地理解彼此的文化。文化的理解，有时候还需要参与观察和亲身实践。为了方便艺术家与参观者能够面对面交流，避免“异国情调”带来的陌生感和“文化惊奇”，所有的活动都安排在国家广场上临时搭建的舞台上和大帐篷里或者草地上，使得整个活动气氛比较轻松。民俗节的参观者不仅有机会面对面交流，也有一些学一点手工艺或加入演出的机会。例如，儿童可以学习一下剪纸、书法、简单的舞蹈动作等等。总之，交流是理解的前提。就传统承载者而言，可以宣传自己的文化，也向观众出售地方特产。就参观者而言，则可以免费跟艺术家交流。通过交流让人了解文化的多样性，而多样性背后的“背景”是意义产生的基础。

　　三、史密森尼民俗节的“美国经验”：与国内民俗文化节的对比考察

　　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美国经验并不能将直接嫁接到中国来;但从节日事象的丰富性，以及节日活动的组织方式等方面，终究又有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值得总结。我们以“嘉兴·中国端午民俗文化节”为例可做一番对比考察。该端午民俗节迄今已连续成功举办五届，展现了集功能、情感、仪式和技艺等元素于一体的端午节的文化内涵与现代魅力。从民俗学的视角来看，端午民俗文化节与史密森尼民俗节，虽都具有节日的形态，但两者最大的不同是，前者的基础是传统节日，后者本身就是现代新兴节日。史密森尼民俗节的“美国经验”，具体分述如下。

　　1.政府机构与非政府组织的联手

　　在公共文化事业领域内，政府机构与非政府组织(NGO)可以携手共事，广泛参与。据前任美国民俗学会会长比尔·艾伟(Bill Ivey)介绍，美国公共民俗学有四个主要政府机关，它们分别是国会图书馆、史密森博物馆、国家人文基金会和国家艺术基金会[6]。“在美国每个州都有一个称作艺术理事会或文化理事会的部门，主要支持进行各类艺术工作的地方机构。也有国家级的政府机关，例如国家艺术基金会。他们专门有用于资助民间传统艺术的基金项目。再如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尽管没有单独的基金项目，但它也资助了很多民间文化活动。还有国会图书馆的美国民俗生活中心和史密森尼博物馆的民俗生活与文化遗产中心。这些政府机关，往往和一些非营利性机构合作，为公益事业组织活动”[8]。

　　众所周知，我国的非营利组织还不够发展壮大。而在美国已经开展的相当成熟，并且已有不少年数。这些组织为当地社区所有，并为公益事业组织活动。他们涉及到许多领域，包括健康、教育、社会工作、艺术与文化，还包括与民俗相关的内容。例如，纽约的“城市民俗”、新英格兰地区的佛蒙特民俗生活中心和内华达州的西部民俗生活中心等等[8]。

　　近年来，我国在公共文化事业的投入上是相当大的。需要注意的是，政府的介入和支持在具体实施与操作层面上，除了利用地方传统去发展带动文化旅游和地方经济的同时，还应兼顾到当地社区民众的主观愿望，了解他们有怎样的文化愿景，多听一听他们的声音，让他们有机会自己做决定。

　　2.学界的介入

　　从民俗学的研究视角看，一般认为，节日是集中展现地方文化传统的“万花筒”，也成为最吸引学者眼球的民俗事象。学者在节日研究方面的成果，近年来可谓蔚为大观。美国史密森尼民俗节的主要原则有二：其一，提倡民间审美观;其二，尊敬民间传承人[10]。我国学者同样秉承“参与但不干预”的原则，并不把个人的主观意识强加给民众，而是积极通过对话，对外宣传地方社区中的民俗文化。

　　像罗仪德提到的，美国公共民俗学者介入的方式，也主要是通过田野调查去了解和学习社区内的民俗传统，他们的工作是为了帮助民众维持他们的传统，并建立起各种各样的教育项目和资料库，致力于向政府部门提出保护这些传统的最佳方案。提及资料库，我国已有不少学术团队开展了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工作，这种处理和保存资料的手段值得重视。数字化其实并不神秘，只是需要我们要具备这种意识，将每届活动的所有资料加以整合、分类、建档，这些项目和资料会让所有民众或部分民众，而且不止是一代人，都受到关于民间艺术和民间文化的教育。除了公共民俗学者，当然也有学院派民俗学家的参与。两类学者拥有相同的视角、价值观和对民俗学事业的追求，只是他们的教学方式不同，或者说以不同的语言教学(民众语言和学术语言)[8]。当然，两派学者也曾有分歧与争执。“例如，是否受过学术训练的民俗学者应投身于应用民俗学，如何将民俗再情境化，以便我们以基于文化表达的习惯情境将民俗公开展示出来，公共民俗学规划如何展示传统及其践行者，公共民俗学作为文化干预，民俗学者是否应作为我们所研究、展示的文化的鼓吹者。”[9]如今的美国，能够更加成熟和理性地对待这些分歧。实际上，许多公共民俗学者和学院派民俗学者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经常互换身份，交叉工作。

　　3.民众的参与

　　实际上，历届端午民俗文化节，都非常重视到群众参与。每届民俗文化节也均在主题活动之外，专门设有多项群众性活动。这里便涉及一个关键问题是——“谁的知识?”美国史密森尼民俗节的几个主题词，我们也可以概括为“show”、“share”，也就是展示与分享。也就是说，民俗本来就是民众的知识，民俗文化节并非是做将知识还于民众的工作，而是要对内唤起民众主体的意识，对外宣传文化。

　　理查德·古雷(Richard Kurin)认为，民俗节是民众的、民众创造的、为民众服务的文化(culture of, by, and for the people)。民俗节最大的优越性是以传承人自己的声音展示、介绍和解释自己的文化[10]。

　　综上所述，史密森尼民俗节的“美国经验”，总结起来，很显而易见的一点便是，政府、学界和民众的三方互动。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建立起工作框架与模式，民俗节能够对地方传统的展演和集体记忆的继承发挥积极作用。长期以来，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也积极践行着这一模式。在我国，各级政府的主导与支持可以推进合理调配各项资源。学界的介入可以有效提高地方节庆实践活动的学术性。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民众的参与是由民众本身的主体地位所决定的，他们才是文化得以传承的基石。

　　主要参考文献：

　　[1]安德明.美国公众民俗学的兴起、发展与实践[J].民间文化论坛，2004(3)：91-96。

　　[2]The Smithsonian Folklore Festival [EB/OL].[2014-05-07].http://www.festival.si.edu/about/mission.aspx.

　　[3]《美国公共民俗学讲座综述》[EB/OL]. [2014-05-10].http://iel.cass.cn/news_show.asp?newsid=4295.

　　[4]The Smithsonian Center for Folklife and Cultural Heritage [EB/OL]. [2014-05-08]. http://www.folklife.si.edu/center/mission.aspx.

　　[5]The Smithsonian[EB/OL]. [2014-05-08]. http://www.si.edu/About.

　　[6]比尔•艾伟(Bill Ivey).美国民俗学的三个分支[J].张举文译，文化遗产，2008(4)：95-99+158。

　　[7]迪姆•罗仪德(Timothy Lloyd).史密森民间生活节：公众民俗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例[J].饶琴、汪多维等译，文化遗产，2008(3)：88-90+156+158。

　　[8]迪姆•罗仪德(Timothy Lloyd).美国公共民俗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美国民俗学会理事长Timothy Lloyd访谈录[J].游自荧、丁玲译，民俗研究，2013(6)：30-41。

　　[9]罗伯特•巴龙(Robert Baron).美国公共民俗学的历史、问题和挑战[J].黄龙光译，文化遗产，2010(1)：86-96+158。

　　[10]李海伦(Helen Rees).纵观美国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节——以史密森尼民俗节为例[J].中国音乐学(季刊)，2012(2)：5-14。

　　[11]王杰文.“民俗主义”及其差异化的实践[J].民俗研究，2014(2)：15-28。

　　[12]Richard M. Dorson. Folklore and Folklife，An Introduction [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2.

　　　　（编辑注：文章的注释请查看期刊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