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3日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草案）》中，明确了国家对“非遗”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对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遗”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 8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草案）》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社会各界群众可以直接登录中国人大网提出意见，也可以将意见寄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截止日期为9月30日。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草案）》要点

　　●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依法设立“非遗”专题博物馆，支持博物馆开设专门展室，集中展示“非遗”代表性项目；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依法设立“非遗”传承场所，传承“非遗”代表性项目。 　　

　　●学校应当按照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将“非遗”教育纳入相关课程，因地制宜开展教育活动。报刊、广播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站等应当结合自身特点宣传“非遗”代表性项目及其保护工作，普及“非遗”知识，增强全社会保护“非遗”代表性项目的意识。 　　

　　●国家鼓励和支持在有效保护“非遗”代表性项目的基础上，充分发挥“非遗”资源的特殊优势，合理利用“非遗”代表性项目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发展文化产业。 　　

　　●境外组织需经批准方可与境内“非遗”学术研究机构合作进行调查。

　　立法保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8月23日，期待已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文化部部长蔡武就这一法律草案作说明时表示，中国已于2004年8月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公约》要求缔约国采取法律措施，确保“非遗”得到保护、弘扬和展示。为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有必要制定“非遗法”。

　　立法者努力使这部法律对接国际公约精神。根据《公约》的规定，草案确定法律的调整范围包括传统口头文学及其语言载体，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和曲艺，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以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马启智说，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观点，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共同构成的多元一体格局，56个民族在历史上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目的是尊重传统，保护民族最灿烂、最辉煌、最光彩的文化，使后代一代一代地继承我们的文化。56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非遗”，有的多一点，有的少一点，有的只适合保存，有的要保护，有的要传承弘扬。现在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人员空前流动，社会之间、城乡之间的交往，边疆与内地的交往空前增加，一些区域性、民族性的“非遗”受到强势文化冲击而面临消失的危险，因此适时地起草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很有必要。

　　“非遗”产业化不利于文化保护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一些常委会组成人员表示，要防止地方利用“非遗”代表性项目发展文化产业出现过热的趋势，这样不利于对“非遗”的保护。

　　倪岳峰委员说，产业开发的规定迎合了一些地方利用“非遗”从事经济开发的利益冲动，与立法的初衷有所偏差。这样的制度设计无疑将加剧“非遗”的开发利用，加深产业化与保护之间的矛盾。此外，利用“非遗”发展文化产业，必然会涉及到有关民事权利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容，但草案并没有对此作出规定，在实践中容易引起一系列问题。

　　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刘柔芬表示，草案明确鼓励地方开发“非遗”项目，实际上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许多地方都将申请下来的“非遗”项目开发成旅游项目，保护不足的现象较为严重。

　　目前，我国的昆曲艺术、古琴艺术等26个项目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目录”。2006年、2008年，国务院先后公布了两批共1028个国家级“非遗”项目。截至2009年12月，全国省级“非遗”名录项目共有7109个，地市级项目18186个，县级项目53776个。

　　根据《中国青年报》对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363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非遗”保护面临的问题是什么？调查中，“公众参与不够”排名第一（72.0%），排在第二位的是“地方重申报、轻保护”（69.8%），“缺乏立法保护”排第三（69.3%）。 接下来还有：商业化严重（63.4%）；传承人缺代（51.5%）；外来文化和现代文化冲击（48.1%）；宣传力度不够（46.0%）；缺乏专家参与，保护无序（39.2%）；资金匮乏（38.5%）等。

　　国家级“非遗”评审专家委员会主任冯骥才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目前不少地方官员把“非遗”看成文化政绩，一旦列入“非遗”名录，会给当地带来巨大的旅游效益，所以全国各地花巨资“申遗”的现象屡见不鲜。

　　“按说进入‘非遗’名录，就应该有更严格的保护，但现实情况往往成了保护的结束。”冯骥才说，一些地方把“非遗”保护等同于“开发”，“像一些木版年画，很重要的一点是手刻的版，每一块版的刀法和味道都不一样。现在改成机器印了，都是一模一样的，看起来可以多赚钱，实际上文化贬值了，‘非遗’的原生态被破坏了。”

　　“现在市场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凡是可以被市场利用的‘非遗’，市场决不会让它闲置。”马启智委员说，很多“非遗”和商业、市场机制结合起来，频繁地演出以招揽游客，增加收入。很多原汁原味的“非遗”走了样，变成商业气息很浓的演出。这些问题如何对待，值得研究。

　　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王明雯认为，鉴于目前在“非遗”保护方面“重申报、重利用、轻保护”的现象比较严重，有一些地方过度开发，没有达到保护的目的，反而起到了破坏作用，应当对过度开发造成的“非遗”毁损情形承担何种责任加以规定，以杜绝这种现象的出现。

　　加强对传承人的保护

　　据文化部统计，截至目前，我国分3批共认定了1488名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007年第一批226名代表性传承人中，80岁以上33名，占总数的14．6%；70至79岁有48名，占总数的21．23%；60至69岁有65名，占总数的28．76%；60岁以上146名，占总数的64．6%。

　　由此可见，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60岁以上者占2/3。许多“非遗”项目后继无人，大有失传之虞。例如，景颇族妇女的老式筒裙现已无人会织，鄂伦春族“摩苏昆”演唱者现只有一位。鉴于我国“非遗”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传承与传播是对需要继承与弘扬的‘非遗’进行保护的关键环节。”蔡武说。

　　关于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问题，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郑荃委员认为，传承人要由专家组来审定。传承人不是一个物，而是一个人，他会不断变化。这与文物保护是不同的。文物保护中，如果一个鼎或一件艺术作品，被定为国家二级文物，那它永远都是国家二级文物。然而如果是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他可能是这项艺术的代表人物，可以作为传承人；如果这个人身体不好、年纪大了，他的学徒超过了他，那么就会产生新的传承人。人是一个活的载体，在传承人的问题上，必须要有一个退出机制，每过一段时间要重新评价。

　　马启智委员说，现在大部分“非遗”传承人年事已高，应考虑传承人的接续问题。现在是市场经济，如果国家在这方面不给予保护和支持的话，一般年轻人不愿意做传承人，因为其生活来源问题无法解决。传承人没有徒弟可以带，即使带了，也由于生活所迫，思想和精力都不能专注在“非遗”上。现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年轻人大量涌进城里打工，剩下老年人、妇女、孩子，一些区域性的“非遗”，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的“非遗”面临消失的危险。这就需要国家出资把它们做成音像、文字资料加以保存。

　　金炳华委员提出，草案还应明确“非遗”传承人的权利和义务。对专家评审小组和评审委员会认定的代表性传承人，要发挥他们在“非遗”保护和传承方面的作用，给他们创造一定条件，同时还要加强考核督查工作。如果传承人不能够起到保护和传承的作用，还应该有相应的退出机制。 （本报综合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