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优秀保护实践名册”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创立的“四重国际合作机制”之一，旨在通过遴选和推广“最能体现《公约》原则和目标的保护计划、项目和活动”，以促进次区域、区域和国际层面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非遗保护领域的协合增效与经验共享。由希腊年轻一代发起并实践的保护项目“多声部之旅”以坚持开展集体性、持续性和周期性田野作业为基本路径，通过过程性建档、实地研究和效果评估，不断促进遗产项目“伊庇鲁斯多声部歌唱”的内生性活力。而以旅行队引领的多元化行动模式，让众多的档案馆、工作坊等群体性组织和研究者与相关社区、传承人和实践者之间形成深度合作和代际对话，为确保口头传统的存续力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范式。

　　【关键词】非遗保护；口头传统；多声部之旅；田野作业；建档

 

　　2020年12月，由希腊推荐的保护项目（safeguarding project）“多声部之旅——研究、保护和促进伊庇鲁斯多声部歌唱”（本文简称“多声部之旅”），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第15届常会期间被遴选入“优秀保护实践名册”（Register of Good Safeguarding Practices）；与此同时，其推荐材料也经审查机构推荐由委员会确认为年度范例。该保护项目为我们思考何谓“优秀保护实践”提供了多方面的启发，尤其是在多元化行动模式、田野作业方法和过程性建档的具体实践路径上，不仅切实体现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原则和目标，也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典范。

　　过去，中国非遗研究领域主要侧重于列入代表作名录和急需保护名录的遗产项目，对优秀保护实践名册遴选的计划、项目和活动关注不够。有鉴于此，本文基于文化政策领域倡导的循证研究方法，主要以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网（ich.unesco.org）公布的该保护项目推荐材料卷宗为重点，同时将“希腊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s：//ayla.culture.gr/en/）和希腊“多声部网”（www.polyphonic.gr）所载信息纳入取证范围，同时结合《公约》基础文件所秉持的精神和理念，分析该保护项目如何通过多点跟踪式田野作业促进口头传统及其表现形式的建档、研究和传承及传播，兼及讨论其多元化行动模式和过程性方法对中国非遗保护实践的借鉴价值。

 

　　一、优秀保护实践——名实之辨

　　在《公约》框架下设立的“四重国际合作机制”，包括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简称“代表作名录”）、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简称“急需保护名录”）、“最能体现《公约》原则和目标的计划、项目和活动”（简称“优秀保护实践名册”）以及提供国际援助。这四重举措各有其侧重点，要言之，设立代表作名录的目的主要是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或简称“非遗”）的可见度、提高认识和促进对话（第十六条）；急需保护名录旨在“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第十七条）；优秀保护实践名册依据委员会制定并经过缔约国大会批准的遴选标准，兼顾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配合最能体现《公约》原则和目标的计划、项目和活动的实施，以推广保护经验（第十八条）；提供国际援助的目的则具有开放性，除保护列入急需保护名录的遗产项目、编制清单、支持开展保护非遗的计划、项目和活动外，也包括“委员会认为必要的其他一切目的”（第二十条）。

　　从整体上看，四重机制之间有相辅相成的作用。就对象而言，代表作名录、急需保护名录都针对的是某一遗产项目本身，提供国际援助的对象通常也会落到已列入急需保护名录的某一遗产项目之上；优秀保护实践名册则强调的是具有范例意义和借鉴价值的保护计划、项目或活动，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为此，《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简称《操作指南》）第7段进一步规定了优秀保护实践名册的九条遴选标准：

　　P.1　该计划、项目或活动涉及《公约》第二条第三款定义的保护措施。

　　P.2　该计划、项目或活动促进了区域、次区域和／或国际层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协调。

　　P.3　该计划、项目或活动体现了《公约》的原则和目标。

　　P.4　该计划、项目或活动已证明有助于促进对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续力的成效。

　　P.5　该计划、项目或活动得到相关社区、群体或有关个人的参与，尊重其意愿，并经其事先知情同意，正在或业已实施。

　　P.6　该计划、项目或活动视情况可作为次区域、区域或国际保护活动的范例。

　　P.7　如果该计划、项目或活动入选，申报缔约国、实施机构和相关社区、群体或有关个人愿意配合传播优秀实践。

　　P.8　该计划、项目或活动的经验与其效果评估密切相关。

　　P.9　该计划、项目或活动主要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特定需要。

　　上述遴选标准充分说明了《公约》设立优秀保护实践名册有其特定的目标、方法和规程，须同时确保以下关键环节：保护措施的实施，对区域、次区域和／或国际层面的非遗保护工作有协调作用，能体现《公约》的原则和目标，有助于增强非遗存续力，具备社区参与机制并恪守事先知情同意的保护伦理，能形成保护范例，有配合传播的意愿，有基于经验与效果的评估机制，侧重于发展中国家的特定需要。

　　这一名册自2009年遴选出第一批共3项优秀保护实践以来，先后有26个国家（包括中国）推荐的29个保护计划、项目和活动入选名册，为国际社会积累了一批优秀范例，不仅提高了各缔约国有关保护非遗重要意义的认识，也使各利益攸关方注意到地方和国家层面的保护实践，有助于促进区域、次区域乃至国际层面的非遗保护工作，从而为广泛开展非遗保护和推动履约实践提供了交流经验和促进对话的有效平台。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委员会强调应杜绝复制或照搬任何一种保护实践，并希望通过提高优秀保护实践的可见度，来激励和启发各缔约国开展相关的创新性保护实践，从而促进非遗的存续力，尤其要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特定诉求。因而，通过分析委员会遴选的优秀保护实践案例，也有助于进一步厘清该名册的宗旨和意义。

　　在进入“多声部之旅”这一保护项目的讨论之前，尚有必要就其名称做一简要辨析。一方面，《公约》及其基础文件所述及的“项目”至少涉及两类：一类是遗产项目（ICH elements），特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表现形态”；一类是保护项目（safeguarding projects），也就是《公约》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最能体现本公约原则和目标的国家、分地区或地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计划、项目和活动”中的“项目”。因此，在非遗保护的政策语境中开展研究（保护措施之一），便需要区分遗产项目和保护项目。就本文所关注的对象而言，“多声部歌唱”指的是遗产项目，而“多声部之旅”则是基于该遗产项目展开的保护项目。

　　另一方面，该保护项目的英文命名方式“Polyphonic Caravan，researching，safeguarding and promoting the Epirus polyphonic song”值得认真推究，尤其需要厘清两个“关键词”：一是“Polyphonic Caravan”中的“Caravan”一词，希腊文为Καραβάνι。从词源上讲，该词源于波斯语的kārvān，特指穿越沙漠的旅行或旅行队。尽管这个词后来引申为“大篷车”，但倘若将该保护项目直译为“多声部大篷车”则游离了集体行动的实践方式，落到“大篷车”这一“物”上也不符合非遗保护的基本理念。为此，我们根据推荐材料及其中述及的希腊专题网站，分析了该保护项目的来龙去脉，针对其中的描述和概括，尤其是在与希腊文Πολυφωνικό Καραβάνι网页对应的英文网页“The Journey of Voices”之间进行了细致对读，故而基本可以确定“Polyphonic Caravan”专指为开展短期或长期田野作业以保护伊庇鲁斯多声部民歌的结队旅行，加之其主要行动方系群体性公益组织，尤其注重“多种声音之旅”的巡回性集体响应，故我们认为“Polyphonic Caravan”应表述为“多声部之旅”，以突出其自发性、流动性和持续性。二是同位语中的“song”到底应做何解？通常人们都熟悉其基本义项，即“歌”或“歌曲”，但根据《韦氏英语词典》等工具书的释义，“song”也指act of singing，即歌唱行为，加之推荐文本中仅勾选了两个非遗领域“口头传统及其表现形式”和“社会实践、仪式和节庆活动”，并未选择“表演艺术”，故在该保护项目名称中出现的“polyphonic song”当理解为“多声部歌唱”，这与推荐文本中交替使用的“polyphonic singing”也形成了彼此映照的关系。换言之，作为优秀实践的命名方式，并未将重心置于这种传统歌唱形式的产物——“歌”或“歌曲”之上，也没有刻意强调其“技法”。如果这个关键词落在“唱法”上，便会失焦于技术层面。从推荐缔约国的立场和叙事阐释的环环相扣来看，该保护项目的名与实都指向彰显非遗保护的实践性路径和过程性方法，同时也从细节上具化了《公约》的原则和目标，因而值得我们进一步去循证探查并形成自反性思考。

　　

　　二、以合作为本的多元化行动模式

　　

　　《公约》的四项宗旨之一是“开展国际合作及提供国际援助”（第一条第四款），这在后续的第十九至第二十四条条文中得到进一步阐明，其中关于“合作”有两个方面的界定：一是“在本公约中，国际合作主要是交流信息和经验，采取共同的行动，以及建立援助缔约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机制”；二是“在不违背国家法律规定及其习惯法和习俗的情况下，缔约国承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符合人类的整体利益，保证为此目的在双边、分地区、地区和国际各级开展合作”。

　　为振兴伊庇鲁斯山村的多声部民歌而开展的在地行动由来已久，迄今已有长达二十多年的努力。这一传统歌唱形式主要流传于希腊西北部的伊庇鲁斯（Epirus）大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希腊的现代化和城市化浪潮对偏远地区的乡村及其文化遗产形成了威胁，加之伊庇鲁斯的崎岖地形对当地居民的发展造成了阻碍，因此人口大量迁出，许多乡村随之趋于衰败。伊庇鲁斯地区的许多居民都迁到了城里，与流动人口一起远走的还有多声部歌唱，只有为数不多的歌手还留在村庄里。一群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年轻人希望能够振兴并推广多声部民歌，让这一口头传统延续下去，并在城市里拓宽其影响力。于是，1996年，第一个多声部群体性组织卡俄尼亚（Chaonia）成立。1998年，卡俄尼亚的两位核心成员成立非营利组织阿皮罗斯（Apiros，即多声部之旅的前身）。最初，该组织设定了以下主要目标：发行专门的伊庇鲁斯多声部歌唱刊物，以提高人们对该遗产项目的认识；通过广泛的田野研究来为该遗产项目建档；构建代际间和地域间桥梁；促进所有相关研究者的学科间（音乐学、民俗学等）对话。1999年，在民间乐器博物馆举办了相关专题研讨会，同时，阿皮罗斯设立了国际多声部歌唱节，在波戈尼（Pogoni）和菲利阿泰斯（Filiates）主办了首届国际多声部歌唱大会。

　　2007年，希腊加入《公约》。此后的2013—2019年间，该缔约国先后有8项遗产项目列入“代表作名录”（其中四项属联合申报）。2016年，也是该国批约后的第十个年头，“伊庇鲁斯多声部歌唱”（Polyphonic Song of Epirus）方作为遗产项目列入希腊国家非遗清单。此后，在阿皮罗斯等群体性组织和相关社区的积极倡议下，希腊政府启动向教科文组织推荐作为保护项目的“多声部之旅”，以参与优秀保护实践的遴选，且首次尝试便顺利入选。在推荐缔约国（由希腊文化和体育部现代文化遗产总局牵头）提交的推荐文本中，通过描述地理分布范围高度概括了该保护项目的集中实践区域和与多国开展合作的地缘关系：

　　“多声部之旅”是一个存在已久的项目（project），沿伊庇鲁斯边界（主要在约阿尼纳州和塞斯普罗蒂亚州的村庄），在希腊西北部（该遗产项目，即“伊庇鲁斯多声部歌唱”的发祥地）和首都雅典实施。此外，该保护项目还在希腊各地——本土和岛屿、城市和小村庄开展活动，如研讨会和节日。“多声部之旅”致力于向那些有兴趣的人传承该遗产项目，将不同的民间多声部歌唱汇集起来；同时响应其他国家的多声部演唱群体的邀请，如保加利亚、格鲁吉亚、英国、法国、塞尔维亚、南阿尔巴尼亚、南意大利，在各多声部演唱社区之间建立桥梁。

　　合作是“多声部之旅”倡导的首要行动模式，亦是其进行后续田野作业和建档的工作思路，不仅促进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互动，也带动了年轻人与老一辈之间的交流。在实施《公约》的进程中，希腊政府的一项主要优先事项是“调查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可持续发展之间可能存在的协同作用”，特别是在遭受过战争冲击的乡村和偏远社区，“地方社会和非遗传承人社区越发认识到，必须依据一种连贯的、结构化的规划来保护他们的遗产”。因此，“多声部之旅”的合作首先是与本地社区和市政当局的合作。与社区的合作，使旅行队能够在和谐的氛围中访谈传承人和实践者、采录不同场景下的歌唱；与市政当局的合作，则有助于作为非政府组织的旅行队处理行动中的财政困难：获取举行活动和出版宣传所需的场所、交通、住宿等基本资源，而不依赖国家或私人实体的长期资助。正如其推荐文本所言，这一前提条件至关重要。

　　“多声部之旅”在次区域、区域和国际层面的合作，主要体现在与其他国家联合开展田野作业、共同举办节日活动。根据《公约》第十九条，其话语体系中的国际合作主要指：交流信息和经验、采取共同行动、建立援助机制，同时不违背法律规定及习惯法和习俗。作为一种集体实践，多声部歌唱为人们提供了“在一起”（being together）的纽带，使人们在移居城市之后，仍然可以联络彼此感情并增进相互理解。因而这样的合作，不仅促进了希腊国内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也推动了次区域、区域乃至国际层面的双边或多边对话，尤其是带入了希腊西北部的伊庇鲁斯地区、阿尔巴尼亚南部的希腊族群社区以及意大利南部讲希腊语的村庄。《公约》高度重视的国际合作精神，也在贴地行动中得以具体落实：除了旅行队、档案馆、工作坊和阿皮罗斯的协同工作，该保护项目更是调动了阿尔巴尼亚、意大利等其他国家对本国同类遗产项目进行保护与国际交流的积极性。历史上的巴尔干半岛是冲突与火药库的代名词，以多声部歌唱为代表的口头传统和民间音乐以生生不息的存续力，将曾陷入战争与动荡的人们重新联结到一起。如今，这一保护多声部歌唱的合作方式还传播到了更远的城市、地区和国家。

　　非遗保护事关人类普遍利益，仅靠一时、一地、一个群体的努力，不仅在保护深度、广度、力度上受限，还会弱化保护工作与社会生活其他领域原有的密切联系。因此，需要不同国家和地区摈弃政治、经济、族群和性别偏见，形成并分享有关非遗保护和履约实践的经验。加之非遗本身具有共享性，基于这样的价值观，优秀保护实践名册的设立和推广便有了合理性与必然性，甚至具有紧迫性。“多声部之旅”最初是作为一种行动主体（旅行队）而存在，到后来已经发展为保护多声部歌唱的一种重要行动模式，促成了希腊国内多个以保护和促进多声部歌唱为宗旨的群体性组织或机构的萌生，在被推荐并遴选进入优秀保护实践名册后，“多声部之旅”成为具有推广价值和示范作用的保护项目也是实至名归，而其积累的经验表明，非政府组织与社区和市政当局可以通过良好合作，推动国家和次区域层面的相关社区开展非遗的自我建档工作。正如委员会在其决定中指出的那样：

　　赞赏该缔约国推荐了一份堪称范例的材料，呈现了一项由个人和非政府组织的倡议而促成的保护计划，并与其传承人社区有紧密联系，通过不同利益攸关方的密切合作，以示范性的方式应对了多声部歌唱面临的威胁。（Decision 15.COM 8.C.4，para.4）

　　由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到越来越多的行动方都为阿皮罗斯这个牵头组织的精神所感召，并将之誉为“主动轮”。在其主办的“多声部之旅”网站的主页上有一段令人感佩而又振奋的叙事：该组织的名称Άπειρος来自伊庇鲁斯地区流存的多利安（Doric）古语，意为“没有尽头”或“无限”。正是以无限制、无条件的开放性和包容度，“多声部之旅”以合作为田野作业的基本路线，实现了一个不断扩展的旅程：视野渐次拓阔，同好欣然加入，不断开启一段又一段新的旅程……

　　

　　三、以歌为路的多线程田野作业

　　

　　《公约》第二条第（三）款在定义“保护”（safeguarding）的同时为相关行动方提供了过程性保护框架，即“‘保护’指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各种措施，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因而，“建档”（documentation）乃九大保护措施中的第二项，与“确认”（identification）和“研究”（research）都有高度的相关性。建档的内容不仅包括对缔约国领土上的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记录，也包括对各类优秀保护实践进行建档和推广。建档行动首先包含记录，对具体的一项或一类、一系列遗产项目进行确认和界定后应当着手详尽地建档。笔者理解的建档至少有三个关键词：记录、可获取及可使用。换言之，建档特指以有形的资料形态记录无形的非遗实践，而且这种建档的结果当是可获取和可使用的。这里，着重从非遗建档的维度，探究旅行队田野作业的建档对象、途径、特点以及对后续保护环节的促进作用。

　　以广泛合作为工作方法，基于实地田野作业进行建档，是旅行队所提供的保护经验。其主要行动方式包括：举办活动、会议、庆典、基于田野的集体建档、演讲、研讨会、巡回演出等。就建档而言，其内容主要为多声部歌唱传统、该遗产项目在当代乡村和城市中的存续状态，其技术手段则主要为录音和录像。

　　旅行队的田野作业有三大特点。一是自发性的集体行动。作为遗产项目的“多声部歌唱”本身即为一种集体实践，如果研究者或建档人单独前往，势必会遗漏许多重要细节，从而影响对该口头传统的细致描述，乃至影响后续对该项遗产项目的认识和研究。二是田野作业的持续性。旅行队的实地调查并非短期行为，而是长期、多次的持续性田野作业和过程性建档。20世纪90年代末，旅行队的田野作业时长基本为3天；到了2018年，其实地工作周期已延长到25天。三是采录地点多样，但以演述该口头传统的惯常语境为主，不仅有咖啡馆等公共场所，也包括多种自然环境。希腊政府在其推荐材料所附的视频短片中通过大量镜头表达了这种自然与人和谐一体的价值观。除边境村庄和城镇的广场、荒芜村庄的打谷场、小型教堂、古迹外，旅行队的采录地点多在山间森林的空地、河边、峡谷间，有的树林蕴含着特定的文化意涵。因此，这不仅是旅行队在不同社区的旅行，也是在千姿百态的自然环境中维系和加强人与自然的联系。此外，根据履约报告，调查具有神圣意义的自然空间对于当地人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也是希腊国内非遗保护的内容之一。

　　旅行队田野作业的可视化结果是为多声部歌唱档案馆和研讨会提供第一手资料，促进建档资料的系统化和持续更新，由此为追踪多声部歌唱这一活态遗产在当代乡村和城市的变迁提供了基础。从希腊“多声部网”发布的相关信息来看，旅行队仅是保护多声部歌唱的行动方之一；旅行队与多声部歌唱档案馆、多声部工作坊以及前述非营利组织阿皮罗斯的工作之间存在交叉乃至重叠，但各有侧重，从而能在各司其职的基础上形成通力合作。该保护项目的推荐文本也将建档作为多元行动方共同采取的主要保护措施来加以阐述：其一，通过对伊庇鲁斯多声部歌唱的定期田野研究和建档，鼓励和激发传承人维护关于多声部歌唱的记忆，同时使年轻一代聚焦于此，由此极大促进遗产项目的存续力。其二，成立“多声部歌唱档案馆”以维护田野调查期间搜集到的音像材料。其三，设立庆祝多声部歌唱的两项重大文化活动：在伊庇鲁斯举办的多声部歌唱国际会议和在雅典举行的多声部歌唱国际节日，目的是为该遗产项目带来新的受众。其四，以研讨会、讲习班等非正规教育方式提高年轻一代对该遗产项目的认识并促进传承。

　　对遗产项目涉及的相关社区而言，旅行队以集体性、周期性、持续性的田野作业，提升了希腊国民对这类遗产的认识，同时提高了该遗产项目的可见度。对于从伊庇鲁斯地区迁入城市的人们来说，旅行队的实地调查行动使其意识到口头传统曾带给他们欢乐，如今却面临传承困境；对仍居住在伊庇鲁斯地区的人们而言，旅行队的行动给了他们继续歌唱和热爱歌唱的动力，这种歌唱是维系其文化认同的纽带，正如该保护项目推荐材料中包含的视频所强调的：重要的不是唱歌能力的高低、歌唱效果的优劣，而是歌唱的那一刻——“我们”“在一起”。与此同时，在长达246页的社区知情同意中反复出现40次的“一起”旅行、“一起”歌唱等表述，加之推荐材料卷宗所附的10张近期图片所呈现的集体演述的生动场景，都浸染着“多声部之旅”通过田野作业让人们“在一起”的情感诗学与行动美学。

　　旅行队的田野工作，也与保护框架中的“弘扬”（enhancement）这一环节密切相关。一般而言，“弘扬”这一措施的主要行动方是传播与传媒部门，同时联合其他利益攸关方。在“多声部网”中，多声部歌唱档案库包含了音声展馆、图像展馆、影片展馆，当中精选了许多田野作业图片、唱段录音、影片资料，仅是影片展馆这个分类，便包含了几千个小时的、经过选择的影音资料。此外，相关行动方还为该保护项目开通了社交软件Facebook和在线视频平台Youtube的账号，将其他更多的音像资料上传到互联网，让公众能够在线上获取相应的资源。值得一提的是，自2009年起，旅行队就在Youtube平台上传和更新多声部歌唱的相关视频，受众可以进行评论、下载和收藏，较早地通过网络实现了不同群体针对遗产项目展开的互动和对话，超越了地域、性别、年龄、身份、语言、国界，因而也得到委员会的高度评价：

　　还赞赏该缔约国，以及参与“多声部之旅”的广泛关联的社区和合作方，因其在保护计划中发展起来的具有高度适应性、创造性的方法，促进了该遗产项目在日新月异的社会语境和在从乡村迁移到都市环境过程中的调适，同时亦加强了年轻人踊跃参与的基础。（Decision 15.COM 8.C.4，para.5）

　　上述多线程的田野作业一方面构成了区域、次区域和／或国际范例的基础，尤其为发展中国家保护面临威胁的口头传统类遗产项目提供了实践范例，另一方面也作为“多声部之旅”相关行动方对传播此种优秀实践的合作意愿的信心来源。伊庇鲁斯多声部歌唱面临的主要威胁是实践者群体的减少和传统传承方式的衰微。由此，多声部之旅早期以伊庇鲁斯为目的地的主动性田野主要起到激励作用，从外部为歌唱者提供继续实践的支持，并在旅行队成员和传承人社区之间建立互信。后期的持续性多点田野作业则是延展声音之旅范围、扩大社区基础、巩固遗产项目振兴成果，在遗产项目发祥地伊庇鲁斯和首都雅典的节日盛会则分别在乡村与城市形成影响共振，以应对城市化进程、城乡差距带来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以田野档案为学习基础的研讨会作为非正规教育形式，以自发式、互助式教习完善了“多声部之旅”的行动逻辑，地方社区和市政当局的热情回应与密切合作弱化了田野行动可能面临的财政拮据问题。

　　“多声部之旅”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关注“声音”在遗产项目发祥地和传承人的新居住地（往往是城市）、移民所在国家的“旅行”，这一行动路线不断为遗产项目的保护实践带来更多、更年轻的受众，特别是通过旅行中建档、研讨会流动式教学，以培育族群间相互尊重、增强文化间对话和代际间交流的基本导向，对于可能暂时缺乏足够的人力物力资源将非遗纳入正规教育体系的国家来说，是一种卓有成效的重要经验。应当说，“多声部之旅”不仅是声音的旅行，也是人们见证文化多样性之旅，更是人类互相尊重、理解、合作的精神落地实践又不断生根发芽之旅。

　　

 

　　四、以建档—研究促进过程性保护实践

　　

　　在非遗保护实践中建档为何重要？一是需要在一定的时间节点，对遗产项目的形态、特征、存续力进行建档，并保持更新，以便社区内外的人们可以获取有关该遗产项目的知识，二是为非遗的过程性保护提供动态化的参照系。在《公约》框架下，确认、建档和研究可作为一组密切相关的措施加以考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全面成果框架》（简称《全面成果框架》）指出，研究发现和建档应可获取，并能够促进或提升保护、加强决策。旅行队的持续性田野作业，为记忆机构更新建档资料、传播部门扩大宣传做了一定的保障。但各项保护措施常常不是按照线性方向顺序实施，而是在同一时间同步进行，档案馆和研讨会的建档、研究与教学工作亦改善、促进着每一次田野行动。

　　多声部歌唱档案馆承担了资料分类、数据转录、档案保存和数据库建设的工作任务，其对从田野作业中搜集的第一手资料进行整理和建档，同时将一部分资料上传至希腊“多声部网”。经过不断地更新、充实，如今的希腊“多声部网”已然成为一个集中呈现遗产项目动态信息的数据库，并对公众保持开放。整合其中的档案馆，不仅提高了人们对多声部歌唱的认识，而且在处理资料的获取和共享方面建立了规范，丰富了非遗建档的伦理内涵，同时为旅行队搭建了更为互信、互助和互促的田野作业平台。对研究者而言，更为重要的应是档案资料所反映的民众生活世界，而非仅是拥有或占有资料原物。值得赞赏的是，档案馆把由社区、群体和个人，尤其是演唱者提供的手稿、写有歌词的纸张等数字化处理后，再把这些第一手材料归还给提供者，同时还会向其提供一份数字备份。换言之，这种“回馈”方式让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成为这些材料的保管人，而档案馆承担数字化建档人的专业角色。此外，田野作业中拍摄的照片，也常常会寄送给受访者，在该保护项目推荐材料所附的10张近期图片中，有一张的内容便是一位老奶奶用旅行队为其拍摄并制作的海报装饰自己的房间。这些不经意间的积累和互惠加深并延展了主体间的田野关系，无形中为旅行队的下一次田野作业回访提供了便利，其中体现的互相尊重、相互欣赏精神，也是《公约》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亦如其推荐文本所言，这一保护行动的核心价值观在于：“颂扬弱势或边缘群体（移民、妇女）的文化表现形式，培育文化间和代际间交流。”

　　各多声部工作坊对田野作业的促进主要通过其开展的小型研讨会和教学，尤其是以工作坊为依托的非正规教育。《公约》述及的“研究”乃是作为保护措施而提出的，尤其侧重于针对处于危境之中的遗产项目开展“科学、技术和艺术研究以及方法研究”（第十三条第三款），这与通常的学术研究有所区别。工作坊定期开展研讨会，参与者包括音乐学者、民俗学者、历史学者、环境学者等。与会者会把在田野作业中搜集到的第一手资料调取出来，集体观看，一边讨论，以加深、丰富和更新彼此关于多声部歌唱的认识，同时为下一次田野作业或旅行提供指导，这就做到了《全面成果框架》所要求的，建档要能够加强决策并提升保护意识。与此同时，这些田野作业资料还被用于研讨会的流动式教学或其他歌队的教学。委员会决定也对不同利益攸关方在该保护项目中的密切合作表示赞赏。

　　尽管希腊在推荐“多声部之旅”这一保护项目时，在名称中使用了“研究”一词，相应的行动方为多个多声部工作坊，但各工作坊对旅行队田野作业的促进主要通过非正规教育来体现。借助研讨会或讲习班来向城市居民传授多声部歌唱的知识并引导实践，也是这些工作坊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工作坊将学员分为初学者和进修生。初学者通常学习多声部歌唱的特点、一个多声部群体的构成与曲目，以及不同地区多声部歌唱的基本区别。进修生的学习聚焦于每一个地方的特定歌唱传统，通过为期两个月的研讨周期，再转向另一个地方。不论是初学者还是进修生，实际上都扩充了多声部歌唱传承人和实践者的队伍，感兴趣的人会渐渐集结为一支歌队或一个多声部群体，从而推动旅行队的田野工作。工作坊的学员还拥有被推荐参与旅行队实地调查之旅的机会。因此，田野调查为工作坊提供最新材料，工作坊则通过研讨分析和非正规教育促进对多声部歌唱的习得，并为旅行队储备具有多声部专门知识的人才梯队。

　　根据《操作指南》第7段，遴选优秀保护实践的标准之一是“该计划、项目或活动的经验与其效果评估密切相关”，与此相对应，推荐表格（ICH-03表格）的第8个部分即是“成果评估”。在这方面，“多声部之旅”从量化和质性两个维度提供了成果评估依据，证明该保护项目在应对多声部歌唱类遗产项目所面临的威胁方面富有成效。就量化维度而言，该推荐国在推荐表格的第4部分“成效”中重点陈述了保护项目开展20年以来的一系列线性增长：遗产项目传承人和实践者的大量增加、年度田野调查时长的增加、档案馆的不断充实、与该遗产项目有关的唱片和电影作品或纪录片的明显增加，等等，也就是“各利益相关方非遗保护参与度提升的程度”（《全面成果框架》核心指标21），由此将遗产项目导向可持续的未来，而非框定在对过去历史的怀旧记忆中。

　　参与保护行动的人数的增加，反映的是社区基础的日益扩大，这在推荐材料所包含的100份社区知情同意证明中有直观且震撼的呈现：不仅来自多个多声部群体和多位遗产项目传承人、不同的多声部工作坊、旅行伙伴及该保护项目组织的核心成员，还有移民和地方文化及其他协会、地方当局、学者或科学家和研究人员与艺术家。性别作用也得到体现：在参与提供社区知情同意的427人中，女性成员占比约为57%，这一数据同时是对女性在该遗产项目中承担的“支柱”作用的呼应。如果说数据的增长为评估相关行动方参与多声部歌唱保护的程度提供了证据，那么，在质性评估中，“多声部之旅”主要是基于调查问卷的反馈结果，通过历时性比较分析，对保护成效进行评估，形成自反性思考，进而优化田野调查方案、建档和其他保护措施的设计。从上述评估维度看，“多声部之旅成效的一个最具实质性的指标是新的多声部群体的迅速增加”，新的多声部群体的成立不仅仅是从量化维度体现社区范围的扩大和遗产项目可见度的提高，更是从本质上反映出参与者承认由该遗产项目带来的认同感和持续感，以及人们自主、自觉参与遗产项目保护的真诚意愿。

　　至此，旅行队和档案馆、工作坊之间的行动关系，形成了“田野—建档—研究—田野”循环促进的保护模式。“田野工作是口头传统研究的必经之路，也是数据库建设的关键环节。”离开田野作业从事口头传统的研究，其效果可能是缘木求鱼。同样，系统化、过程性建档也对持续性田野作业起到指引作用，进入建档的细化流程，我们才能发现相关数据的冗余或缺失，进而对下一次田野作业提出更为具体、明确的补充要求。非遗领域的保护重在促进遗产项目的存续力，在“多声部之旅”这个保护项目中，基于田野作业和建档的研究也在为旅行队的田野之行提供学理助力。

　　

　　

　　如前所述，优秀保护实践的遴选往往针对保护某一遗产项目或某类遗产项目的计划、项目和活动而言，其中实施的系统性保护措施可以是已经结束的，也可以是正在进行中的，但这些措施须被证明有效且效果可评估，并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多方面的示范作用。这里，我们不妨从三个方面加以归总。

　　首先，“多声部之旅”在日积月累的实践中所形成的“建档—研究—促进”保护模式，已形塑为一种良性循环的参与性机制，以其显著的有效性、组织性和自理性而具备了可资推广和传播的示范价值。对许多面临威胁或风险的口头传统而言，以集体田野作业开展系统化建档有助于激活历史记忆并维系文化认同，以不断的旅行和节日实践强化口头传统及其表现形式的存续力则有益于促进城乡之间的非遗保护及其协合增效。其次，以旅行队引领的行动模式也启人深思。该群体性组织的初衷主要缘起于在地振兴“多声部歌唱”这一遗产项目，在不断提高可见度、扩大影响力之后，其业已形成的工作机制和行动模式便为巩固振兴成果并为多元行动方的合作奠定了基础。田野作业的成果渗透在建档、研究、弘扬和传承，特别是非正规教育等多个保护环节中，这类持续性建档亦可促进清单内容的更新。笔者认为，就建档这一维度而言，该保护项目真正做到了持续性、过程性、可获取性建档，而且是以青年为行动主体，在代际间形成了参与式互动的持续性建档。再次，希腊政府在国家清单网络化、公开化、可获取化方面亦起到示范作用，主要体现在：其国家非遗网站不仅提供了已列入国家清单的遗产项目的各方面信息，且可通过文档形式获取。此外，阿皮罗斯等相关行动方为多声部歌唱专门设立的网站基本保持了更新频率，不论是旅行队的旅程要览，还是档案馆对音像、图片、文字资料的数字化，目前都已更新到2020年。在田野作业中搜集到的歌词文本、旅行队成员的田野作业笔记，也在数字化处理过程中，会以文字形式呈现于希腊“多声部网”。

　　但是，就目前这些网站提供的可获取信息而言，这一保护项目也有其可改善和提升之处。一是从目前的档案馆网站和“多声部之旅”在Youtube平台的视频库来看，似乎没有区分建档的演唱语境。比如开放上载通道，人们上传的资料是自己练习的演唱，还是在自然语境中的演唱？二是图片、录音和影像资料的著录标准或元数据标准不甚明晰，那么愿意提供相关音视频记录资料的社区成员、公众或专家如何知晓数据段的要求？长此以往，即便可以积累源源不断的数据，但必要的著录信息难免缺失。就下载而论，也涉及上载时理当事先明确的访问控制和用户权限。或许有的资料仅供研究者使用，或许仅为档案库建档提供，并不涉及更广泛的传播。因此，在开放通道的同时，应该开放元数据标准及其数据段定义，包括信息使用的范围界定，以鼓励和调动更大范围的多元行动方参与。此外，委员会指出，在该保护项目推荐材料所陈述的效果评估中，主要以量化的形式来展现旅行队和其他保护主体的一系列举措所形成的影响：效果评估倾向于量化而非质化，尽管后者也被考虑在内（Decision 15.COM 8.C.4，para.2）。传承人和实践者群体的扩充、田野作业范围和时长的拓展，固然提高了伊庇鲁斯多声部歌唱的可见度，但推荐材料未能说明这种建档在何种程度上促进了遗产项目的存续力，尤其是在政策制定和决策跟进的过程性方面。

　　这里，让我们回到中国非遗保护实践。截至目前，国务院公布了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共计1557项；按照申报地区或单位进行逐一统计，则有3610个子项。在传统音乐这一门类中的就有哈尼族多声部民歌、蒙古族潮尔道、瑶族蝴蝶歌、壮族三声部民歌、羌族多声部民歌、苗族多声部民歌和硗碛多声部民歌（四川雅安）等传统实践。此外，“侗族大歌”也是享誉海内外的多声部民歌，已于2009年列入教科文组织代表作名录。然而，中国多声部民歌并不仅仅局限于传统音乐这一门类，在民间文学、传统戏剧、传统舞蹈、民俗等门类中也有多样化的实践。就门类互涉乃至遗产项目互涉的文化共生关系来看，中国多声部民歌的建档所要解决和响应的问题和挑战更为复杂。回顾“多声部之旅”走过的道路，笔者认为，不论多声部民歌的门类归属怎样划分，相对于如何确保其存续力而言，当下更为重要的是，全面认识并把握其赖以存续的文化土壤和不断演进的生活实践，通过探寻有效途径提升相关社区、群体和民众参与过程性建档的积极性，并确保建档信息的可获取或可用性，以践行“保护而非冻结”的理念。

　　此外，国际层面的合作机制为各国非遗保护所提供的重要实践启发在于：需定期开展优秀保护实践案例遴选，提升非遗保护能力建设。2018年5月，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开展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优秀实践案例遴选工作，并于次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推出“一批工作理念正确、保护措施有效、保护成果显著”的优秀实践案例，共计50项，随即以多形式、多渠道广泛加以推广，为指导非遗保护的中国实践做出了积极尝试。有关这一近期举措，罗微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的制度性工作。2019年度，文化和旅游部加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力度”，通过“遴选50个非遗保护优秀实践案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提升遗产项目保护整体水平，使“重申报、轻保护”向“重申报、重保护”转变。根据《“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制定的工作路线图，主要任务的第一项便是“加强非遗调查、记录和研究”，具体包括“推进非遗调查”“完善非遗记录体系”“加强非遗档案和数据库建设”“加强非遗研究工作”“深化中国文化基因研究阐释”。由此，我们或许可以进一步设想，按照非遗保护规划的整体布局，在当前的国家级非遗名录体系建设进程中，以既有的工作实践为基础，同时适当参照教科文组织“优秀保护实践名册”的成熟做法，尤其是在确立遴选标准和重在经验传播与效果评估两方形成制度化措施，通过定期遴选、展示和传播国内非遗保护优秀实践，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作用，从整体上提升非遗可见度，促进保护工作的能力建设。

　　以上是由“多声部之旅”所引申出的思考，就如何形成可能性的行动模式和参与性机制而言，尚需开展审慎仔细的政策研究和符合国情的决策分析。但从基础环节上考量，作为保护措施之一的过程性建档对于优秀实践的评价机制尤其是证据提供可谓至关重要。而希腊“多声部之旅”从兼顾建档—研究—促进三个向度的多元化行动模式、多线程田野路线及过程性保护实践，为深化地方、国家、次区域、区域和国际层面的非遗保护实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积极例证。

 

　　作者：陆慧玲，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民俗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民族艺术》2022年第5期，请以纸质版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