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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一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启蒙
写在第12个文化遗产日到来之际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17-06-12  作者:郑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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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文化遗产日”与“自然遗产日”合二为一——2017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弥合了一道观念的裂痕。这意味着固有的二分法失效。人类文化本不可置身于自然之外,自然一旦被人类观照,便与文化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本是一个简单的道理。

  二分法的失效,是观察中国遗产保护运动的一个入口与视角。从被媒体称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元年”的2006年始,一系列绝对二分法便在以往12年间纷纷解体。比如,这一对概念——“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文化遗产运动超越了以物为中心的叙事,当人作为文化的行为主体被重新理解与阐释,以往从历史情境中割裂出来的孤立的物质文化史,就被重新嵌入到人类精神文化史的序列中。这样,物质与精神、主体与客观——僵化的二分法便被瓦解。我们借由非遗而升华了对人类文化整体的认识。

  事实上,过去12年间最深刻的一次弥合,来自于“传统”与“现代”的和解。作为一对贯穿中国百年近代史的冲突母题,“传统”与“现代”的概念对立与激烈交锋,始终连绵于我们的思想史与文化观。但在过去12年间的遗产保护运动中,一个决定性的和解终于达成——我们发现,传统原来竟能变身为现代化的重要资源与珍稀资本,“国故”竟然可以推动现代化的创新与创造,“草根”竟能突变成“国家文化符号”,“遗产”径直变成当代生活的灵感与出发点……

  挣脱了二分法的桎梏,文化遗产从冷寂的历史深处被召唤到火热的现代化现场,参与进现实生活,并给予当代人以巨大的福利,释放出磅礴的开拓力量,显示出启蒙般的文化意义——这是2006年至2017年呈现给我们的令人惊讶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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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文化遗产运动已成为最重大的国际政治和社会文化现象之一,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竞争的新领域。作为文化遗产运动的后发国家,中国以“非遗元年”为标志性起点,迅速地在文化遗产领域大步进取——

  12年间,中国完成了对一些重要观念的深刻认识:全球化时代,唯有文化遗产,才是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依据,才是民族精神DNA的标识;唯有文化遗产,才是塑造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重要资源,中国人在全球化时代才可拥有自己的文化身份。

  12年间,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凭借文化遗产运动而有效提升,文化软实力有效增强,国家文化形象得到强有力地塑造。文化遗产运动直接或间接地引领了文化自信的思想理论大潮。

  12年间,文化遗产成为人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家园认同感空前提高,与家国故土的情感纽带极大增强,与自然乡野的和谐度极大提升。

  与此同时,作为世界上唯一拥有延续至今、从未断裂过的古老文明的国家,中国试图在全球化背景下,基于自身的传统知识与历史去理解自己的文化遗产,并用中国经验回答遗产运动所带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尝试为全人类的遗产保护事业贡献中国智慧——

  12年间,我们在学习西方遗产范式的过程中,基于中国国情而初步建立起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体系,由此开启了以国家为主体立法保护的现代遗产事业。

  12年间,我们通过空前未有的遍及整个国土的“地毯式”“拉网式”普查记录,以及全面系统的分类整理,建立起了关于中华文化遗产的完整历史性和专业化谱系;与此同时,传承人制度的建立,加固了当代文化传统消失与濒危的脆弱链环;由“政府—政策主导、民众—社会参与、学者—理论建设”三股核心力量打造的保护屏障快速形成;文化遗产保护的“公民伦理”,正在逐渐养成……

  12年间,已有学者以不照搬西方谱系框囿中国遗产事业为旨向,尝试回到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逻辑中,去建立起一整套选择、保存和传承中华文化基因的遗产理论和方法,通过梳理中国本土的文化遗产知识谱系来建构非遗保护的“中国范式”。可以预见的是,“中国范式”的提出将向全世界贡献一条具有国际示范效应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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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过去12年间,我们的遗产事业也发生过在功利性诱惑之下的大量短时、短视现象,出现过因商业利益而扭曲文化本性的自残、自杀行为。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运动还将进行漫长的探索。

  事实上,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文化遗产都已成为最具动态性的领域。过去12年间,文化遗产的概念与内容都曾快速地发生过更新与变迁,涉及遗产的“本真性”这样一些关键性概念,也在现实与理论的互动中,呈现出越来越强的包容性与弹性。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的文化遗产运动还将被不可预见的实践一次次刷新。

  这些不可预见的因素来自于全球化背景及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人群、族群和文化之间的大规模互动与交流。在流动、迁移、交融越来越频繁的时代,在旅游大潮引领城乡观念的“错位移置”间,文化——自然遗产将不再是一个僵化的概念。新的意义会不断地被发现,新的文化价值会不断地创生,新的规则被不断地写进遗产运动的新“金科玉律”中。

  但不论怎样,我们都是在探索文化的存续之法、传习之途、应变之道,理解文化遗产在全球化时代的意义与价值。100多年前,中华民族用西方文化完成了一场近代启蒙;今天,我们似正经历着一场来自自身古老文化遗产的新启蒙,它不仅将延续我们的民族精神DNA,而且将给我们的未来提供强大的文化支撑。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2017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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