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网首页|客户端|官方微博|报刊投稿|邮箱 中国社会科学网
用符合文化自身规律的方式来做文化的事
一个民间机构的13年非遗传承保护之路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17-06-12  作者:刘晓津 龙成鹏
0

   

  桃源村施万恒“海菜腔”传承班。源生坊供图

  非遗保护这些年,留下很多演出、活动的档案。然而,一旦传承人老病或者去世,这个省级甚至国家级的非遗,就有可能出现后继乏人的情况。原因在于,光有几个人会,不是长久之计。非遗传承应该还有一个更高的目标,那就是唤醒更大的群体,至少要让村寨这样的社区也能够参与进来,而不单单是少数传承人的事。当然,非遗项目反过来也对社区文化的重建负有使命。

  源生坊是一个做民族民间音乐传承保护的非盈利民间组织,机构常年设在云南昆明,现有骨干民间艺人50余人。平时这些艺人生活在村寨,当机构负责人筹到了钱,就以项目制方式,每次计量发放经费开展活动。比如,组织艺人外出演出,委托老艺人在村子里传承教学,发给他们一定的生活补助等。

  从2004年成立至今,源生坊走过了13年的艰辛历程,从乡村普及班到乡村提高班,再到乡村音乐歌舞艺术节,我们一直在摸索最本真、最纯正的民族民间音乐保护之路,用符合文化自身规律的方式来做文化保护的事情。

  源生坊的缘起

  23年前,也就是1993年11月,中央乐团国家一级作曲家田丰,在云南省安宁市开办了“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招收了一批来自云南乡村的民族民间音乐歌舞艺人办学传艺。他们艰苦奋斗7年,传习馆最终因缺少资金而倒闭,田丰先生也于2001年因病离世。

  2004年,原田丰传习馆的21名学员,因一次赴美演出而聚集在一起。他们和纪录片人刘晓津一起邀约成立了源生坊,想要继续完成田丰先生所开拓的云南传统民族音乐传承保护大业。

  13年前,非遗保护还不像今天这样热门,我们对云南民族民间音乐在乡村的状况几乎一无所知。2004年,筹备去美国演出时的一些经历,让我们深入了解到民族文化传承中面临的危机。

  2004年8月,为了便于美国人来选节目,21位老艺人和学员,背着行李,乘坐长途客车,又一次聚集到了距昆明30公里的田丰传习馆旧址——册峨校区。

  分手4年后重逢,他们都泪流满面。随后的9天时间里,大家一起排练节目。排练“栽秧鼓”这个节目时,一向领头的普旧芬怎么都打不好鼓点,“哎哟,结婚生娃娃,都忘记了……”普旧芬曾经在传习馆学习7年,打鼓是她最擅长的技艺,仅4年时间,技艺就生疏到“想不起来了”。

  佤族艺人岩兵用佤族乐器吹奏山歌的时候,叫了五六个彝族艺人在旁边鼓掌。问他为什么,他说:“现在的人看演出喜欢热闹,我的乐器节目不热闹,有人鼓掌热闹一点。”

  艺人们被现在社会的各种新鲜玩意儿弄乱了,不知道自己的什么东西是最好和最珍贵的。

  2006年7月,大理巍山的彝族过火把节,县政府组织各乡村艺人在县城进行“打歌”表演。巍山彝族“打歌”很有名,不同的乡镇打歌形式不同,著名的有“东山打歌”“马鞍山打歌”“清华打歌”等。参演的节目,统一由县政府从昆明、北京请来的专家评分,根据分数高低设有不同级别的奖励。因为评分的标准有一项是“服装整齐、队形整齐”。于是,来自村里的老乡们穿着绿军裤、戴着白手套,来跳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民族歌舞。

  这样的场景让我们震惊。源生坊主要成员是在田丰传习馆成长起来的乡村民间艺人,他们受田丰先生引导,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自觉意识。就这样,一个纪录片人和一批民间艺人自愿联合起来,要寻找一种途径,按符合文化自身规律的方式来做文化的事情。

  第一个阶段:乡村普及班

  2005年12月,我们得到香港张颂仁先生的第一笔资助款后,建立了3个班:后宝云传承班、张士林传承班和王里亮传承班。前两个班进展顺利,打了几个电话,老艺人态度很积极,工作很快开展起来。

  2006年3月,为了考察办班情况,也为了建新班,我们来到红河州垤施村的王里亮老师家。山高路险,我们走了两天,王老师一见面就说:“要我教学生,不给钱我也愿意教,但要我一个一个地去敲学生的门,叫他们来跟我学,这个我做不来……”听到他这么说,我们一行人傻了,怎么办?

  第二天,王里亮从外地回来的儿子出了一个主意:与村里小学合作,由学校组织学生和出教室场地,王里亮去教孩子们吹乐器,我们出生活补贴。这个主意好!我们很快和小学校长谈妥,传承班就办起来了。

  半年后,我们去检查教学进度,王里亮说:“太困难了!学生调皮,把我辛苦做的三四十个小竹笛,大部分都弄断了……”

  我们想了一阵,给他出主意:做竹笛的材料山上就有,老师带着学生动手做乐器,自己做的东西,他们就会爱惜。王里亮也认为这个主意好,传承班就又办了一阵子。

  红河州石屏县巴窝村的后宝云传承班,主要教唱歌和跳烟盒舞。到了检查学习进度的时候,我们发现学生们不愿学烟盒舞里比较难的技巧舞。问原因,后宝云说:“技巧舞很多动作要在地上滚,学生把衣服滚脏了,回家爸妈要骂他们,所以很多学生不愿学。学技巧舞,手腿关节会痛,容易受伤。”

  想来想去找法子,最后我们去昆明的一家装修市场,买了便宜的红地毯,去体育用品店买了护膝护腕,把它们送到村子。后宝云传承班又顺顺当当地办了起来。

  又过了几个月,我们再下村里,看到红地毯不见了,他们使用的是一块更大、更宽的灰色地毯。村子里学技巧舞的人,都滚在地毯上练习。原来,红地毯没用多长时间就坏了,村里人开会,凑钱买了一块更大的地毯。

  之后,源生坊的七八个乡村传承普及班,大多都是这样,一个村一个教员、一个方案,慢慢做起来了。

  第二阶段:乡村提高班

  普及班开办几年后,我们发现了新问题:普及班开展得好的地区,参加学习民族歌舞的人很多,但民间音乐歌舞中技巧性强、难度高的音乐歌舞,几乎没有人真正掌握。主要原因是:普及班的办班方式对学生没有任何约束力。老师不能要求他们坚持有始有终地学习,学习的进度和成绩无从把握。为此,我们决定举办提高班。

  要办提高班,首先要解决经费问题。这个经费,不仅仅用于给传授人生活补贴,还用于学生的学习奖励。2011年,我们向张颂仁先生申请继续和扩大资金,资助我们在乡村做传承。此前,因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普及班的传承经费已经暂停了3年。现在,我们想要探索的乡村传承提高班,需要更多的钱。幸运的是,张颂仁先生同意我们对云南民族民间文化传承的判断,给我们找了香港梦周文教基金会的长期资助。

  2011年上半年,源生坊开始了乡村提高班的探索,首先想到的就是条件最成熟的石屏地区。

  海菜腔是石屏彝族(三道红)的国家级非遗传承项目,也是全国知名的民间音乐精品。龙朋镇是建水、通海、石屏三县交界之处,这里除了有石屏的海菜腔,还有其他邻近县的山悠腔、五山腔、四腔。它们的演唱形式相似,合称“滇南四大腔”,是数百年彝汉文化交融的产物,也是云南民族民间音乐的代表。

  海菜腔传承是一个大工程。每一个曲子放开唱,可以唱好几个小时。最基本的主要句式,唱起来最少要30分钟。

  我们开始的设想是,在村里找学生,然后请到昆明的源生坊小剧场,进行3个月一期的突击教学。为此,我们在昆明租了两处房子,准备把乡村学生集中起来轮流培训。

  2011年11月底,在后宝云的巴窝村、施万恒的桃园村,我们见到了他们各自带的10多名学生。他们年龄在40岁左右,以女性居多,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问他们愿不愿意学海菜腔,他们都表示愿意。但再问,如果去昆明是否可以时,则几乎都表示去不了。这让我们传承班的设想变得很不确定。

  后来,后宝云建议在村里办班,我们的工作人员用常驻或定期下乡检查的方式督促他们学习。培训班实行目标管理制,每期学员根据考试成绩领取教学补贴。这样,教员和学员可以白天干活,晚上利用空闲时间学习。

  2012年1月17日,源生坊开始在石屏的桃园村、巴窝村分别创办了施万恒、后宝云的海菜腔传承班。第一批提高班学生在颇有意味的“拜师”仪式中,开始了3年的学习生活。

  “提高班”进展不错。接下来一个月,我们在石屏县曲左村创办了阿家文四弦提高班,在红河州垤施村创办了王里亮、吴丙仁古歌和乐器班。自2012年到2017年,源生坊在石屏、红河、巍山、南涧、石林、师宗、墨江等地,先后创办了12个提高班,通过考核达标的学生有94人。

  提高班传承的项目,包括石屏彝族海菜腔、五山腔、山悠腔、四腔、冷腔、烟盒舞,四弦的《上四拍》《下四拍》,彝族花腰支系的四弦《阿里么舍莫》、花腰音乐舞蹈《思念调》《过黄河》《阿里么舍莫》《金鸟银鸟飞起来》,红河县彝族的《拢总》舞乐、《种天种地》等古歌,巍山彝族的80套大刀舞、南涧彝族的小三弦、石林彝族的霸王鞭,以及师宗苗族的芦笙调、墨江哈尼族的十二芦笙舞乐、婚俗歌等。这些提高班的举办,基本达到我们的预期。

  第三阶段:乡村音乐歌舞艺术节

  2015年起,为了更大范围地拓展源生坊的工作理念,我们连续两年举办了源生乡村音乐歌舞艺术节。通过与昆明地区5所大学及专业剧场联合,我们组织了250位民间艺人和全国各地专家学者共聚昆明,大唱大跳民族歌舞。

  艺术节后,我们又针对参加艺术节活动的艺人做了乡村回访,增开了提高班、推动多种形式和层面的民族音乐歌舞乡村传承。通过举办艺术节,我们对云南各地方的非遗传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我们注意到,非遗保护尽管已经逐渐深入人心,但非遗保护究竟要保护什么、怎么保护?这类问题,学界和社会组织的看法并非都一致。

  从实践上看,非遗保护这些年,留下很多演出、活动的档案。然而,一旦传承人生病或者去世,这个省级甚至国家级的非遗,就有可能出现后继乏人的情况。原因在于,光有几个人会,不是长久之计。

  因此,我们呼吁,非遗传承应该还有一个更高的目标,那就是唤醒更大的群体,至少要让村寨这样的社区也能够参与进来,而不单单是少数传承人的事。

  当然,非遗项目也对社区文化的重建负有使命。比如,我们在墨江哈尼族做婚俗歌的整理和传承时,当地艺人就说,他希望教会学生后,他的儿子结婚时可以用传统的方式办一场婚礼。这位50多岁的艺人,在他6岁那年见过哈尼族的传统婚礼,此后就再也没有见过。

  回首13年所走过的历程,我们做的事情,或许有遗憾,但更多的是庆幸。

  2012年,我们想以提高班的形式,在石屏的花腰彝寨做四弦和古歌的传承。但见到张士林时,他已经病得说话都很费劲了,仅20多天后就去世了。在他去世前,我们曾对他做了采访,得知他会100多套花腰歌舞和很多长篇叙事诗,但很大一部分没有传承下来。他的遗憾,说明非遗传承之困难,也说明保护需要时间,需要正确方法。

  同一年,我们在红河县的一位老艺人吴丙仁去世。好在他去世前几个月,他的古歌传承班顺利开办,《种天种地》等古歌找到了传承者。

  去年,阿家文老艺人去世。他去世前几年,因病不能再弹琴。而我们在他们村子办四弦提高班时,他身体还好,教了4个学生。如今,他的学生接着在村里办提高班。

  (刘晓津系源生坊负责人。)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2017年6月9日

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请自觉注明
“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http://cel.cssn.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