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萝卜寨——绣花的羌族妇女杨源/摄

 
　　5月12日距今已经一个多月了，轰轰烈烈与凄凄惨惨，温情的瞬间，壮怀的一刻，无数的伤心欲绝，无数的惊心动魄，无数的感恩与警醒，关于地震，关于民心，关于慈善，关于复兴，千言万语、兜转离合，真是不知从何说起。

　　那个哀伤的5月，那些在地狱的关口挣扎拼斗的人们，他们的命运与悲欢，无端让人想起70年前的一首歌曲：“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正顽强地抗战不歇。”今时今日，自然不同于这首歌产生时候的背景，然而颂扬的又岂非同样的悲情与力量？

　　哀我生民，苦难实多；然而数千年来，正是在这样的忧患深重之中，中华民族历百转千回犹能焕发日益虬劲而烂漫的容颜。缘何我中华民族有如此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生生之力？缘何每次生民的殇痛总不能磨灭文化的复苏与更新？端赖我们的九死犹未悔的信念与从不言弃的执守？

　　我想，其中血脉相连的文化、年深日久的集体记忆，在维系我们千年不灭的民族精魂上着实起到了潜在的依托作用，是最后的家园和基地。数千年、多民族的文化遗产是我们共同的累积和财富，使我们不是那无根的浮萍、随风的草籽。落地的麦子不死，有家的孩子无惧。

　　在抢险救灾时，那些正在死去或正在风雨废墟中受难的人们得到施救是第一要务，向惊慌的人群普及良性的心态是紧急的必须。等到这些无可拖延的事物慢慢推后，浮现出来的是需要思考的诸多接踵而至的事物。时间无法线性倒转，死者不能复活，伤害已经产生，伤心或呐喊显然不能帮助我们消除灾难后的痛苦，那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从灾难的发生到现在，尽管余震不断，在救护伤亡人员、清点财产损失、开展灾后重建工作的同时，文化重建的问题也逐渐摆在每个人面前。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绝大多数人都想到，我们可以为未来做点什么。如何处理灾难后的各种问题？如何重新恢复灾区的面貌？如何恢复人们的信心？又如何在未来尽可能阻止这种事情可能造成的损失和伤害？如何总结经验，在灾难中学会提高生存的概率？然而，这些只是千头万绪中的一部分，我们还要想到的是对于“过去”我们应该有何举措。

　　“过去”就是那些在平时不为人注意的、已经融合到日常中的文化遗产和记忆。笔者一向认为在自然与人之间，自然为先，人抗不过无常；在人与文化之间，人为先，文化总是人的产物，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生命的尊严高于一切外在的文明与教化。

　　然而，换个角度来看，是因为有文化的积淀和记忆，人才称之为人。冯骥才先生曾经说：“民间记忆片段的流失，让一个民族宛如没有皱纹的老祖母，年轻得可怕。”这是对于文化遗产保护意义最简单而明白的象喻。在反思经验教训、投入灾后重建工作时，文化遗产的问题再一次引起我们的思考。我们已经欣慰地看到国务院公布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灾后文化恢复重建工作被首次纳入到法制化轨道上来。

　　截至目前，国家文物局共收到四川、甘肃、陕西、重庆、云南、山西、湖北等震区及周边省（市）文物行政部门关于文物受损情况的报告，大约有17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250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受到不同程度损害，共有2000余件馆藏文物受损。其中有珍贵文物近300件，还有两处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保护单位。

　　这样的重创与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同样触目惊心，都江堰东的二王庙，那宏伟秀丽的飞檐叠阁就在短短几秒钟间化为断壁残垣；这只是笔者印象深刻的例子。而震灾中心的川西北一线恰恰是多民族文化聚集之地，也正是巴蜀渝文明乃至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化类型多样，蕴涵深广、品位富厚，代表性的就有大禹文化、江源文化、黄河文化、营盘山文化、茶马古道文化等等。因此这次的地震同样是场文明的浩劫！

　　李白在《蜀道难》中写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这块古老幽深、自成一体的土地曾经孕育了如何璀璨与绚丽的文化！西汉桓宽《盐铁论》中称“禹出西羌，文王生北夷”，表明这是中华文化的另一肇兴之处。2004年，笔者曾经到三星堆遗址考察，2007年又至金沙遗址考察，从那些珍贵的文物里面，分明发现蚕丛和鱼凫的子孙那异样繁华的文明印记。当初笔者看到的实物可能因为不在震中得以完璧，然而那些实实在在从古绵延至今的民众和他们现实的生活却一片狼藉。

　　1929年，黎光明和王元辉开始在岷江上游进行民俗考察，写下《川康民俗调查报告》，这是近代认识羌人的开始。后来，王明珂曾经多次在北川、绵阳、汶川一代做田野调查，在其《羌在藏汉间》、《华夏边缘》等著作中，论述此地居民实为华夏边缘的历史产物，“汉人”与羌、藏、彝等族在这块土地上相互交流变动，在时间与社会的流转迁徙之中，非汉族群不再是受污化的蛮夷，而是值得骄傲的少数民族。边缘地带资源匮乏所造成的族群内外之冲突与暴力，也在国家与民族体系的资源分配下得到缓解，“汉化”与“少数民族化”构成了此地一片边界模糊而多族共荣的局面。

　　因此，汶川的灾难所带来的文化遗产损失，不仅是羌藏等少数民族的损失，也是整个中华文化的损失。在平常的时候，我们可能意识不到这一点，灾难却使得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体精神觉醒而凝聚，而那些曾经被崎岖群山遮挡的文化遗产也显露在我们的眼前。

　　地震之后，抢救与保护这些文化遗产，就是挽留民族记忆、维持文化多元的重中之重。有形的实物可能毁于一旦，但是无形的精神和血脉却可以重建和弥补。因此，在有人提议建立地震纪念馆、纪念碑、哭墙、塑像时，我们不妨也想想恢复、重修那些古迹，再建标志性的民族民间文化物象和博物馆，寻找和培养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发明传统、创造记忆、阐扬文化，本来就是文化继承的一种方式，庶几使中华民族不至于因为我辈而丧失某些历史久远、内涵深重的文明。

　　这是一场文化之役，文明的新生与复兴就在此一念之间。举国生民之伤痛，如能促使重新认识与发扬我们共有的文化遗产，未尝不能在悲恸中带来一丝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