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民族文化源流》，韩国研究丛书之二十四（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编，丛书主编沈善洪，副主编黄时鉴 金健人，韩国大宇财团支援刊行），全书共十二章，作者苑利，学苑出版社出版，丛书定价290元，单书定价29元，ISBN7-5077-1479-9.

【概要】 以往，韩国学界一直认为韩文化起源于西伯利亚，但苑利从稻作文化角度入手，明确指出这一外来文化不可能起源于寒冷的西伯利亚。他从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语言文学、原始信仰等十几个方面，对韩文化与中国百越文化，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比较，认为韩民族本非真正的北方民族，而是起源于中国东南沿海的百越民族的一支。传统观点认为，韩文化的底层文化依年代的不同，大体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距今三千年以前的有文土器文化，一是在距今三千年时由域外传来的无文土器文化。无文土器的到来从根本上改变了韩半岛原有的文化风格，并从根本上奠定了此后韩半岛文化的基本走向。人们认为，这是韩文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源头。那么这一文化究竟来源于何处？人们历来众说纷纭，但韩国的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这一文化很可能来源于西伯利亚，原因是韩半岛的陶器与西伯利亚的陶器颇为相似。但人们在溯源时却忽视了另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便是这一文化是伴随着稻作文化一同传入韩半岛的，西伯利亚至今不产水稻，韩文化的源头怎么会是西伯利亚呢？后来的考古研究也证实，不是西伯利亚的无文土器影响了韩半岛，而是韩半岛的无文土器影响了西伯利亚。 那么，这一文化究竟源于何处呢？经过长达15年的研究后，我认为这一文化当源于中国东南，韩半岛的传统文化与百越文化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韩民族很可能就是百越民族的一支。在整个的研究中，韩半岛稻作文化的来源问题，又是整个学说的学术切入点。在《韩半岛稻作文化探源》一章中，作者对韩民族稻作文化与中国东南沿海稻作文化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比较，认为，韩半岛的稻作文化当起自中国东南，而居住在这里的百越民族的传统文化，很可能是韩民族稻作文化的最终源头。此外，作者还从人体装饰、传统服饰、饮食文化、民居建筑、生殖崇拜、婚姻习俗、青铜文化、图腾神话及语言等十个方面，对韩半岛与中国东南沿海百越文化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系统探讨，认为韩半岛的'魁首'、穿'贯头衣'的习俗，饮食方面的食生、食犬、食米习俗以及饮食中的发酵文化，居住中的居杆栏习俗，生殖崇拜中的性穴文化、婚姻习俗中的婿留妇家婚等等，均与中国东南沿海的百越文化具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说上述研究还只是个铺垫的话，对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图腾神话与韩民族图腾神话的比较，则可以说是本书的重中之重。在本书中，作者用了近七八十页的篇幅，对韩民族图腾神话与中国东南沿海百越民族的图腾神话和西南彝语支民族图腾神话的同一性问题，进行了系统探讨，认为历史上民族的同源，是造成这种图腾神话同一性的最基本的原因。本研究涉及领域之全面，在以往的研究中并不多见，因此学者评价说苑利同?quot;以其丰富的资料和广博的学识，对韩文化来源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得出了令人信服而又使人耳目一新的结论，诚为近年来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方面的一部力作"。关键词：韩民族 南方 百越民族 稻作文化 民俗

【涉及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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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民族大学著名教授、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基地主任祁庆福教授指出："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关于韩文化的起源，由于研究者视野、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及所用材料的不同，结论上往往也有较大差异。迄今为止，在韩民族文化来源问题上，大致有以下几大学说，即：西伯利亚说，阿尔泰民族说，东夷民族说等等，至于韩民族与南方民族关系问题，则很少有人谈及，更不用说系统研究。苑利认为，在韩民族文化来源问题上，西伯利亚说也好，东夷民族一支说也好，都有自己的道理，也有自己的事实依据，这与韩文化的多元性格完全吻合，并不矛盾。但以往诸说的最大问题，是无法解释韩半岛稻作文化的来源问题，因为韩半岛的主体文化是与稻作文化文化一同由域外传来的，解释不了稻作文化的来源问题，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释韩文化的来源问题。那么，韩半岛的稻作文化究竟源于何处？韩文化究竟源于何处呢？经过近十六七年的艰苦研究，苑利先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韩半岛稻作文化起源于中国的东南沿海，韩文化中的主体部分当直接源于中国东南沿海的百越文化。在本书中，作者从稻作文化、人体装饰、传统服饰、饮食文化、民居建筑、生殖崇拜、婚姻习俗、青铜文化、图腾神话及语言等方面，对韩半岛与中国东南沿海百越文化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而在整个的研究中，韩半岛稻作文化的来源问题，又是他整个学说的学术切入点。在《韩半岛稻作文化文化探源》一章中，他敏锐地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韩民族地处北亚，这里并不产野生稻，也不适宜水稻的生产，但在这里，稻作文化居然成为韩文化核心中的核心。这就说明这里的稻作文化只能是舶来文化，那么，韩半岛的稻作文化究竟来自何方？他认为如果这个问题能够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则韩文化甚至韩民族的来源问题，也将迎刃而解。在这一章节中，作者从韩半岛稻谷品种、生产工具、祈丰仪式、耕作方法等几个方面，对韩民族的稻作文化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认为，韩半岛的稻作文化当起自中国东南，而居住在这里的百越民族的传统文化，很可能是韩民族稻作文化的最终源头。在人体装饰和有关服饰的研究中，作者认为韩半岛的'魁首'、'穿脊'及穿'贯头衣'的习俗，饮食方面的食生、食犬、食米习俗以及饮食中的发酵文化等，也都与中国南方的百越文化，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该研究涉及领域之全面，在以往的研究中并不多见。这部书稿的最大特点是靠事实说话。每一章、每一节，甚至每个观点，都有自己的材料，都有自己的证据，为了印证韩半岛稻作文化的来源，他使用了大量的考古资料，为了证明韩半岛杆栏文化与中国东南沿海百越文化之关系，他竟从各种古籍中勾沉出数十条文献资料，与韩语进行语音学的比较，体现出了他治学严谨的一面。在研究中，苑利先生的许多结论都是很富新意的。如他在韩日语比较研究一章中认为：既然韩、日民族起源于中国东南沿海，是百越后裔的一支，那么，许多古俗在他们的语言中，也应有所残留。考之日语，他发现'干将'、'莫邪'、'欧冶子'（欧冶）等并非单纯人名，而是某些习惯称谓。如'干将'的原意是'铁匠'，'莫邪'的原意是'媳妇'，而'欧冶子'或'欧冶'的原意则是'老爷子'或'我老爹'。考之韩语，《吴越春秋》中一些令人不解的名词，也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如书中的"物卢之矛"原来就是韩语的"铜矛"；书中炼铜之所"铜姑渎"原来就是冶炼金属的熔炉；书中的"葛党"原来即是韩语的'佩刀'等等。 苑利先生在韩民族文化来源问题上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大突破，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在于他研究视野的开阔。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以往人们研究韩国史利用最多的当是典籍。但这对于研究韩民族史前史来说，未免过于晚近，材料也极为有限。尽管有些学者后来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力图从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等角度，去重新审视韩民族的文化来源，但由于当时中韩两国并无邦交，他们所进行的田野作业，至多也只能局限于前苏联、蒙古等周边国家和地区，而中国南方民族文化与韩文化的比较，始终没有纳入学术先贤们的视野。苑利先生从事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多年，对中国南方百越文化比较熟悉，因此，涉及到韩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稻作文化时，很自然地就会想到中国南方百越文化与韩文化的关系问题。苑利先生强调韩民族稻作文化起源中国东南，但并不否认韩文化中的北方因素，而是说，尽管韩文化中不乏北方因素，但其文化的主体部分，仍是中国南方的百越文化。这一结论是比较科学?quot;。（选自祁庆福《苑利和他的〈韩民族文化源流〉》，载自《当代韩国》2001年春季号（总第39期）） 北京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韩国学首席教授杨通方先生在《序言》中是这样评价这部书稿的：："据我所知，苑利同志从作研究生的时候起，就已经开始反思韩民族文化来源问题，一晃已有十五六个年头。在前七八年里，虽然资料搜集从未间断，但他不曾发表过一篇有关韩民族文化来源方面的文章。1991年，在他访学日本，即将回国之际，才在日本'中国民话之会'为他举办的个人专题学术报告会上，首次发表他的韩民族文化南来说。回国后，正赶上我们北大韩国研究中心的《韩国学研究》创刊，经葛振家先生举荐，他的长达五万余字的《朝鲜民族南来考》在这里发表，此后便一发不可收，短短几年间，在这一领域共发表论文三十余万字。由于他在韩文化来源问题上自成一说，所以很快便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普遍关注，在国外举办过多次专题学术报告会，被译成外文在国外发表的论文也有二三十万字之多。聊起这件事，流露在他脸上的有喜悦，但更多的是一种莫名的苦恼与无奈。他说，从他搞这个课题起，心中便有一种无形的压力。有人以为这未免有点异想天开，有人觉得十年磨一剑，得不偿失。面对不解，苑利有自己的理解，他说，搞科研我是靠事实说话，学术的特点就是创新，吃别人嚼过的甘蔗，甜不到哪儿去。当他认准这一目标后，便义无反顾地走到今天。在韩民族来源问题上，迄今有几大学说，如西伯利亚说，阿尔泰民族说，东夷民族说等等，至于韩民族与南方民族关系问题，则很少有人谈及，更不用说系统研究。苑利认为，在韩民族文化来源问题上，西伯利亚说也好，东夷民族一支说也好，都有自己的道理，也有自己的事实依据（如韩语与阿尔泰语系比较接近等等），这与韩文化的多元性格是吻合的，但他认为以往诸说的最大问题，是无法提供对韩半岛稻作文化来源问题的最终阐释，而这也正是韩文化区别于其他北方本土文化的根本之所在。随着这一外来文化的到来，不但使韩半岛文化性格发生了质的变化，同时也实现了这一文化的根本转型。因此，在韩文化来源问题上，很可能还潜藏着一个迄今仍未被世人发现的、更为隐秘、更为悠久、也更为重要的文化之源，而这个源泉，很可能正是中国的百越文化。翻阅他的前期成果就会发现，由于资料的短缺，这些研究在某些方面尚有不尽完美之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资料的不断发掘，研究成果亦越显厚重。这一学说也由以?quot;大胆假设"的假说，步入"小心求证"的实证阶段，这是韩国学，同时也是中国学研究上的一个不小的突破。当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书中的某些观点可能会受到来自新资料的置疑而得以不断修正，我想这也是我和作者所愿意看到的。苑利常用瞎子摸象来比喻自己的研究，他说：以往人们常用瞎子摸象来批评那些只看一点而不计其余的学人，但在我看来，瞎子本身似乎并没有什么错，错的反倒是那些心浮气燥的批评家，想想看，瞎子说错了什么吗？没有！那你还指责什么呢？人家只说了一句真话，你就打断了别人，错不在你又在谁呢？如果你再多给他们点时间去探索，莫说是大象，就是座大山，不是也能摸出它个来龙去脉么？学问需要胆识，学问需要毅力，学问需要刻苦，同时学问更需要时间，坐不住冷板凳的人是写不出好东西的。韩文化与百越文化关系的比较研究刚刚开始，要走的路还很长，也很崎岖，希望我们年轻的学子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苑利，走好?quot;（选自《韩民族文化源流·序言》） 原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农业考古》主编，中国著名农业考古专家陈文华先生认为："苑利同志在本书中，综合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诸学科研究成果，特别是从他所擅长的民俗学角度，以丰富的资料和广博的学识，对韩文化来源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得出了令人信服而又使人耳目一新的结论，诚为近年来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方面的一部力作。 苑利同志从稻作文化、服饰、人体装饰艺术、饮食文化、干栏建筑、生殖崇拜、婚俗、铜铎源流、图腾崇拜、语言等十个方面来论述百越民族对韩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的，资料丰富，考证翔实、逻辑严密。其中有关稻作文化的论证是本书的核心，作者正确指出韩民族文化源流北来说的致命弱点，就是它无法解释北方属于旱作农业，而韩民族却是很早就已从事水稻种植这一矛盾事实。实际上，稻作文化不但奠定了韩半岛农业文化的基本格局，而且也促进了韩半岛文明发展的进程。而要寻找韩民族稻作文化的根源，显然只能把自己的学术眼光转向中国古代南方的百越族。作者从稻谷品种、农业工具、农业祭祀、火耕水薅、鸟田、踏耕等方面，论证韩民族稻作文化来源于百越族，都是很有说服力的。为此，我还建议苑利同志，在完成本课题研究之后，可以进一步将视野扩展到整个北亚地区，继续探索中国古代百越族与日本、韩国古代文化的交流历史，相信以他的学识和精力，必能作出更大的成绩来。让他在'北来说包围的学术界'竖起的那面'与众不同的旗帜'永远飘扬！"（选自《韩民族文化源流·陈序》）百越史研究专家董楚平先生在序言中说?quot;我与苑利先生素昧平生，他给我寄来《韩民族文化源流》一书的二校，嘱我写序，这使我感十分突然。由于感到突然，所以立刻坐下拜读，一读就被它吸引住了。学术研究的任务是探索未知，苑利先生这本书的可贵之处，是勇于探索一个前人鲜有涉及的未知世界：朝鲜半岛与东南沿海的民族关系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过去只有依稀的感觉，读了苑著以后，这种感觉才逐渐明朗起来。"他在为苑著《韩民族文化源流》提供大量语言学枋的论据后，进一步指出："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东南沿海与朝鲜半岛之间，有着相当深远的文化联系。苑著《韩民族文化源流》对这种关系开始作全面探索，是一件富有创意的工作，它拓展了人们的研究视野，启发了人们的思路，不但有利于韩民族文化源流的探索，而且对百越文化的研究也大有助益。" （选自《韩民族文化源流·董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