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狄马加（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李鸿然教授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的出版，在整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界，乃至整个中国文坛都引起了很大反响。这本书，无论是从他的理论高度，还是它占有的史料，对整个中国呈现这种多元状态的、不同民族的、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的整个把握，对整个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的这种梳理，应该说是一本重要的理论书籍。李鸿然教授作为一个学者、一个长期从事少数民族研究的评论家，他花了二十多年的心血，十多年辛勤的笔耕使这本书送到我们整个民族文学界和整个中国文学评论界的广大读者手中。这本书的出版，可以说是最近民族文学研究方面的一个重要收获。作为一个评论家，一个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研究专家，一个劳动者的态度，这一点也是我们文学界的模范。现在我们整个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在理论方面、文学史方面，正处在一个建设性阶段。在这种建设性的阶段，建设是最重要的，调整我们对某种文学史或者是文学史论，从不同意义上、不同角度的看法都可以留给以后的人，甚至留给更多更年轻的学者和专家，让他们来弥补李鸿然的不足和遗憾。但是作为一个评论家，首先，他的写作立场是很重要的，他所写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无论是从研究少数民族文学宏观的角度，还是在提供全面的史料和资料方面，这种写作立场，不是一种俯视，也不是一种侧视，而是站在民族文学研究本身的立场所选择的阵地意识。从这个意义说，对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对各个民族的研究，作为社会的这种生存现象，在人的生命过程中，文化对他们本身的这种传承，也是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时候。李鸿然的这本书，无论是从文学史的角度、从文学史论的角度，还是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共建的一种建设性的时期，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的出版，对我们下一步提高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深度、广度、高度都具有启发意义。另外，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文学史对少数民族作家的重新定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华文化是一个多元共体，在整个民族文化的融合和相互的共建过程中，都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因此，我们也要向李鸿然教授表示敬意。

　　郭义强（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这本书做的规规矩矩，非常认真，是一部非常厚重的著作，特别是能够得到各位专家对这本书的推崇和评价，使我非常欣慰。我们出版界能够推出这样一本为学界所肯定的书很不容易。李鸿然同志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写了这样一本著作，我很感动。我和李司长都在出版管理部门工作，觉得许多专家对出版界也有很多意见，现在的出版繁荣的一面是很繁荣，但也存在重复出版、低水平的重复、追风……我们管理部门对这些问题也感到很愧疚，出版战线怎样在新形势下做好我们的出版工作，我想这跟我们的学界，特别是我们作者的队伍、我们的研究人员和我们的出版界是离不开的。如果能够多一些像李教授这样用二十年、十年或者十五年时间精心编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交给我们出版界，那我们就会理直气壮，腰板挺得更直。我想出版界有问题，也跟整个学术界的浮躁有关系，作者都踏不下心来写作，我觉得出版界，包括学术研究、科研，都应该有一个很好的、繁荣发展的局面，能够沉下心来、甘于寂寞，能够十年磨一剑的这些作者来给我们提供好的作品。我非常感谢李鸿然同志能够给出版界提供一部这么好的作品。教育出版社是出版战线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因为教育出版社在挣了钱的基础上也投入了相当一部分经历，出了一些很厚重的、大的文集、全集，包括在文化积累方面、学术传播方面都有很好价值的作品，这是非常可取的局面。我想，不管是出版界转制还是改革，出版业的宗旨不能改变，出版界离不开利润、离不开钱，如果我们出版界都赔钱，没有利润，那么出版界就没法发展；如果把手段当成目的，就为了挣钱，我觉得那太失败了，还要我们出版界干什么。出版界真正存在的价值就是在于要传播、积累我们的文化，为我们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包括现在我们提出的和谐社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张德文（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党组书记、局长）：首先，我代表新闻出版局向与会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还有新闻界的各位朋友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这本书是海南大学著名教授李鸿然先生的著作，可以称作巨著，是他辛勤耕耘多年，献给文学界的一份厚礼。举办这次活动，不仅是将这本著作推向市场，更在于我们想促进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创作的繁荣和推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这次活动，云南省出版集团公司是主办单位，它是前不久刚刚经过中宣部批准、同意，新闻出版署批准成立的，又是全国数得上的大型文化龙头骨干企业，成立之后，在忙于资源事务重组、产业结构调整、事业单位向企业性质转制的情况下，同时在抓着事业的发展。前不久在昆明召开了高规格的改革与发展座谈会，中宣部相关领导也出席了会议，给我们提出了很多要求和指示。今天，又在这里举行了这样有影响、高规格的发行和研讨会，表现了我们出版集团公司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争创一流的决心和行动。云南省出版局也将尽一切努力支持云南出版集团公司的改革和发展，并热忱地盼望公司的改革和发展进一步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社会各界，尤其是今天到会的各位领导、专家和新闻界朋友们的关注和鼎力相助。云南教育出版社，是云南出版集团所属的一个核心单位，也是全国良好的出版社之一。云南教育出版社多年来一直注重打造文化学术的精品图书，目前为止，云南教育出版社在全国的图书三大奖的评奖当中已经先后获得了十个奖项，在全国图书的出版社当中算是小有名气，这次李教授的著作能够欣然拿给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既表明了李教授对云南教育出版社的信任和厚爱，也表明了云南教育出版社在全国有一定的声誉。

　　杨 义（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读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之后受益很多，同时感慨也很多。一个学科应该有它十年磨一剑的巨著，一个有能力的学者，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间专心致志、孜孜以求、锐意探索，使这个学科在知识的含量和学理的深度上都有所创作，甚至开拓出一个新的境界，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对于当前置身于商品大潮中的文学研究来说，有特殊的意义。这部史论就是在当代少数民族研究领域打开了局面的一本巨著，凝聚了作者二十多年的心血。本书采取上下卷，上卷为通论，下卷为作家作品论，实际上是以文体为干，以民族风情和作家为目，呈现一个史和论的结合，是一种葫芦型的结构。第一，这是一本厚重的书，它开发了大量的民族文学资源，所论述的作家达到２００多人，从开发资源意义上，称他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准百科全书是不为过的，使我们近距离地认识了很多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可以说少数民族的小说创作已经达到了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平。作为长期处在中国文学版图边缘的少数民族文学，新时期以来，以长篇小说丰厚的成果抵达了中国文学的前沿，李鸿然教授做出了这样的判断，这让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振奋。这本书的特点就是让我们走近这些作家，走近这些诗人，包括像我们过去所熟悉的老一代作家，让我们走进他们的心灵，所以，这本书是当下研究少数民族文学人的必读书。第二，《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这本书在少数民族文学的学理探索上，显示出一种开阔的视野和执著的追求。比如他对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来源和内涵的限定，对１９９０年商品大潮以来，少数民族作家的四种基本姿态，以及其它的很多文学论述都有独到的见解。即使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的情况下，少数民族作家还留下了很多可读的、甚至带有经典性的诗歌和小说，就是因为他有一个民族、民俗、民间这么一个当时被允许的深厚的土壤和开阔的空间，这一点很重要。这本书提出了少数民族文学的三个标准的限定，三个标准：一是民族出身；二是作品反映了民族生活；三是用少数民族本民族语言创作。我想他是最后一个定下来观看民族成分的，这是一个宽泛的民族文学概念。第一条，当然可以称为少数民族文学，但是这是一种受汉文学影响较深的少数民族文学。加上第二条，反映了少数民族的生活和它的风俗习惯，不用汉语来写作，这样少数民族文学的特色就更浓一些。三种标准有程度上的差异，说明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下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共同体，同时这个共同体的内在的构成又是复杂的、多元的、互相学习和借鉴的。第三，这本书填补了以往的文学史写作的空白和缺陷，为我们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的完整版图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思路。第四，这本书是以当代少数民族的学者来写当代少数民族史，采取了一种近距离的平视的视角，比较容易收集当事人提供的材料和当前文坛的评论意见。由于没有经历长时段的历史过滤，在历史之构成、历史的潜流性和经典性上还存在着值得商量的地方，但是它的好处是材料丰富，原原本本，将会成为一本非常珍贵的文献文本，同时也避免了用过多的、现成的概念来肢解我们文学发展的原本性和整体性的弊端。他对史料的清理和研讨展示了大量的历史事件，梳理了丰富的民族文学线索，李鸿然的这部著作将会为今后同一个领域研究提供很多非常深厚的材料和见解，作为我们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应该有一幅属于我们自己的非常深厚、非常绚丽又非常精彩的文学地图，这本书对这一点做出了它自己独特的贡献。

　　包明德（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所所长）：首先向李鸿然教授表示祝贺。我们是老朋友，他在民族文学教学和研究上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又花了二十年时间出版了这样厚重的两本文学史论，确实是可喜可贺。这本书无论在体例、结构和方法上都很严谨，材料也非常丰富。它以史带论，史论结合，知人论世，人品和文品并论，开创了一个文学史写作的新方法，也提供了很多新的信息，由于他在当代写作，好多现当代的信息量，包括文学、政治、历史，还有现在各种文化思潮、文艺思潮等方面的信息量也非常丰富，以上几位同志也谈到了，当前我们这个时代处在一个沟通、对话、多元文化冲撞的时代，在中国文坛上我们比较忽略的一个问题是把很多人的重心放在了中国和西方文化价值的碰撞、沟通、对话上，对中国５６个民族的文化、文学的关系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只在一些特殊专业的机构关注比较多。从整个文学界来讲，对民族文学没有引起更大的重视，没有认识到、提高到一个重绘中国文学版图的高度理念上。中华文化是一体多元的文化，我们５６个民族处在一个政体、一个国体，但是文化的生成和源流，是多姿多彩、方向各异的，而整个中华文学形成目前这种状态，还是在于长久的历史交流、互动、交融、共筑这样一种状态下向前推进的。从李鸿然教授的这两本史论可以看出，整个中国各民族文学的发展是源远流长、非常有价值的，对于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整个中华民族的构筑，都是不可或缺的，它有非常积极的因子，有它不可或缺的因质。在这点上，我们既然处于这种沟通、对话的时代，要建立旺盛的中华文明，面对西方文化咄咄逼人的攻势，必须建构强势的中华文明，建设研究中国各个民族文学的互动、构筑的关系，这是历史的责任、是时代的诉求、也是时代的使命。作为李鸿然教授，在一个适合这个时代，适合这个历史的时候送出这样两本文学史，无论在文学、文化、政治上的意义都是非同寻常，可喜可贺的。

　　叶舒宪（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这一部里程碑似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摆在我们面前，我有两重身份——作为评论家和李鸿然教授的同事，看到李老师这两本城砖一样的书，感慨非常多。李教授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在人格方面对我们具有启示作用，他在武汉中南民族大学研究民族文学，到了海南下海呼声最高的地方，李鸿然教授却还在二十年如一日地做民族文学研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反差。当时我去海南大学的时候，李教授五十多岁，我走的时候他面临退休，但是对于他来说，工作也好，退休也好，跟他从事的研究没有太多的关系，他照样做研究。我离开了几年，李教授终于把这两本城砖一样的书奉献给我们，我感到非常的欣慰。现在海南大学建设的非常好，我们刚去的时候，条件非常差，图书馆里没有什么书，更不要说做民族文学这件大规模的工程，汉语文献、学术方面的书都很少，连他每次出去开学术会都是问题，因为经费很少，所以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几乎有人把海南说成是文化沙漠的地方，李教授写出了一部５６个民族的文学史，这种做法本身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做人文学术的人都知道，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坐着冷板凳，能够把自己的学术当成一项事业来做，李教授在这方面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文学多样性背后的文化多样性，这个问题刚才几位专家都提到了。实际上，少数民族给我们提供的生存经验是非常难得，值得珍视的。

　　 何西来（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读了李鸿然教授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这本著作，我想谈两点看法，第一，是这本书的体例、结构和方法。《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是一本史论著作，按学术划分为史，是在史的基础上立论；在论的视野当中，把握史的规律性。此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有八章为通论，李教授从有关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现象和问题集中起来加以探讨。第二部分为作品论。本书论述的作家达２００多位，无论是在体例、结构、还是方法上都是非常严谨的，在方法和学理上对我们的学术研究也有很高的借鉴价值，更重要的是李教授利用了知人论世的方法来评价作家作品。第二，这本书的政治、文化价值。我们中华民族正在经历一个难得的上升期，正在步入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盛世，而盛世最重要的就是社会关系的和谐、社会的稳定，也是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这本书的出现，无论是从文化的整合和政治价值，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都是有意义。《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在少数民族史的学术学科建设上是有贡献的，可以说是一本巨著。

　　 梁庭望（中央民族大学原副校长、教授）：李鸿然教授的鸿篇巨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使人为之一振。２０多年来，研究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已经有了一批成果，李教授自己就有过一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学新人涌现，作品层出不穷，过去的几部相关史论著作显然已经难以涵盖了，需要有一部新著反映文坛中少数民族文学的新貌，李鸿然教授经过十年面壁，终于完成了这一历史重任，可喜可贺。

　　洋洋洒洒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在史与论的关系上独具匠心。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史中的史与论的关系，向来比较棘手。由于广大读者过去不易接触到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又很难给读者一个总体的概念和理论上的深度。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里，李鸿然教授比较好地处理这个问题。首先，本书的构架设计为上下卷，上卷的“通论”，作者一共立了“‘民族文学’的概念与划分标准”、“民族文学与当代政治变革”、“民族文学与当代经济变革”、“民族文学与当代文化变革”、“民族文学的写作资源和文学关系”、“民族文学的导师和朋友”、“民族作家的创作心态和艺术追求”、“民族文学的辉煌成就与价值评估”等８章，有了专设的通论，作者就获得了论述的自由度，放开来对少数民族文学多角度、多层面、全方位地进行建构、分析、论证和评价，不受史论比例的制约，这一工稳的构架意味着成功的一半。

　　少数民族文学就是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样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述，就克服了偏颇，比较全面了。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为我们建构了一个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比较完整的人物画廊，一个丰富多彩、琳琅满目的民族作家作品“产销会”，使人从中领略到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风采。总之，这本著作是献给新世纪的一份沉甸甸的礼品，其价值不仅在于盘点过去，更重要的是着眼将来。当然，一部百万字的作品不可能字字珠玑，某些评价尚可斟酌，“少数民族文学”概念还有发挥的空间，但微瑕不掩真玉，谨向李鸿然教授表示热烈的祝贺。

　　 何镇邦（文学评论家）：李鸿然著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一书，无疑是在２０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几部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基础上一个重要的发展，是一部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文学现象有着比较详尽、比较准确的描述，力求史与论相结合的重要著作。它的问世，对于总结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经验，推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繁荣，促进我国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的融合，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部“史论”具有这么几个鲜明的特色：首先，它规模宏大，材料详备。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为通论，下卷为作家作品论，共三十四章，１３０万字，论及５５个少数民族的２００多位作家的作品，对其中一些代表性的作家有比较深入和见解独到的论述。书的附录《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纪事》，记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趋势。其次，在“通论”中，论及“民族文学”的概念与划分标准，民族文学与当代政治变革，当代经济变革以及当代文化变革的关系，民族文学的写作资源以及民族文学的价值评估等问题，有的问题阐述得颇具理论深度，增强了全书的理论色彩。再次，在下卷的各章中，对各少数民族代表性作家的创作所作的较为深入的论述中，有的把理论与创作实践结合得比较好，诸如对蒙古族诗人牛汉的诗、白族诗人晓雪的诗、　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诗、藏族诗人德阶巴桑的诗、蒙族作家玛拉沁夫的小说、回族作家张承志的小说等等，论述都较深入，见解也比较独到。

　　作为一部个人的学术专著，从作者收集的材料到写作成书，花费了二十几年的岁月，耗尽了心血，而作为一位回族的学者，又对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充满深厚的感情，但囿于眼力和精力，这部著作也存在着若干缺憾，举其要者，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作为当代人写当代史，有其材料占有的方便和感情色彩浓厚的长处，但也存在叙述主观、随意性强的弱点。这部著作尽管是“史论”，但也是“史”的一种，应力求客观科学，才能有其学术价值和权威性。在这方面，有的由于作者资料掌握得不够，对若干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不能深入论述，而对一些作者了解较多，感情较笃的作家则放笔写来，洋洋万言。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和随意性，对若干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评价也就缺乏客观性和科学性。

　　其次，作者虽然力求史与论的结合，但由于全书结构的关系，仍然存在史、论两张皮的问题。对一些作家的创作评论，也仅存在于过程描述与资料准确的层次，多少影响到全书的学术质量。

　　 关纪新（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李鸿然教授用了近２０年心血精力，出版了这部煌煌巨著《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殊为不易。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堪称我国民族文学学术工作的一项重大实绩。这部著作，分为“通论”与“作家作品”探讨两大部分，既系统阐释了与当代民族文学发展密切关联的各种理论课题，全面梳理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民族文学演变的轨迹，更对各个兄弟民族中间最具代表性的２００多位老、中、青年作家及其作品，做出了中肯公允的价值判断。整部著作载史载论，史论相谐，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体现出著作人深邃的思考与超拔的功力。这部著作，不仅对共和国创建以来民族文学发展研究有其集大成的价值，同时，在诸如应当怎样认识民族文学与当代政治、经济、文化变革的关系，怎样发掘民族文学的写作资源和体会民族作家的创作心态，怎样看待民族文学双语创作势头，怎样解析民族文学创作中的宗教信仰描写等等方面，也都提供了不少为前人所未言的颇具科学意义的真知灼见。

　　李鸿然教授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对于我们倡导学界同仁们努力建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学史观，无疑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参考文献。我想，所有对建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学史观抱有诚意和热情的学界友人，都会通过对此书的阅读而“开卷有益”。

　 特·赛音巴雅尔（蒙古族作家）：李鸿然教授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这部书写得非常好，从中也看得出来李教授对学术研究方面的严肃、认真、细致的态度。就少数民族文学名称的来历，李鸿然教授的通论里面也谈了这个问题，到底少数民族这个名称是谁先提出来的，什么时候提出来的，从古到今始终存在，但是少数民族文学这个名称，这个概念是新中国诞生之后才出来的。这本书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通论，一部分是作品。希望能多出一些像李鸿然一样的作家。第二，母语创作问题。第三，探讨的问题，对一些政治的问题，对中国当代文学史怎么写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在这里，为李鸿然教授用二十多年的心血写成了这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表示祝贺。

　　汤汉清（云南出版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感谢各位专家来参加《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研讨会的首发式。云南出版集团刚成立不久，对少数民族搞文化产业问题，这本书里面也有一些章节，特别敏感。这个敏感有我们区域的关系，也有我们民族众多的原因，我不是少数民族，但我在少数民族的地区生活了许多年，对少数民族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我们要把大家的支持变成我们出版集团的行动。为建立、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在促进云南三个文明建设方面，包括为我们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